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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胡耀邦在中科院工作的120天
文章来源:摘自《胡耀邦传》(第一卷) 发布时间:2014-09-12 【字号:

再试身手 

    19751月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再次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会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受命主持国务院和党中央日常工作。他一上台,就对各方面工作实行大刀阔斧的整顿。

    邓小平的整顿工作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艰苦地进行着。他先是整顿铁路运输然后又整顿钢铁生产,都收到明显成效。在继续开展经济领域整顿的同时,他又部署了科技领域的整顿。作为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邓小平一直高度重视科学技术,认为科学技术上不去,四化建设就是一句空话。很久以来他就关注着集中国科学技术精英之大成的中国科学院,谋划着通过大力的整顿,恢复和健全中国科学院的工作。 

    科学院在造反派控制下,当时已经是百孔千疮。原有的一百零六个研究所只剩了四十多个,北京地区一百七十多位著名科学家,有一百三十多人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赶进牛棚,或者横遭种种迫害;大批科技人员都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土壤;各级领导干部大多数被扣上走资派帽子,备受残酷折磨后都已靠边站;有几十名科学家和领导干部甚至被迫害致死。科研和各项业务都已停顿,院机关和各研究所多半由四人帮帮派分子掌权,他们横行无忌,为所欲为。直属科学院的研究基地、实验设备、资料、标本等大部分散失毁损。特别是江青制造的蜗牛事件更搅得科学界一片恐怖。中国科学院遭受了空前浩劫。

    邓小平需要一个有足够的胆识和魄力的人去解决那些纷乱如麻的问题,去雷厉风行地整顿中国科学院的工作。 

    其时,胡耀邦正在由王洪文直接领导的读书班学习。这个读书班主要是为四人帮帮派体系的高级干部开办的,也安排了少数不属于这个体系的、有严重错误的领导干部作为对立面参加,胡耀邦便是其中之一。在这里,他仍处在被批判被监视的地位。但他不理会那些意在影射邓小平的学习内容,在批判经验主义的学习会上一言不发。他仍然按照自己的需要,埋头阅读马列主义原著。 

    一次,叶剑英被请到这个读书班来讲话。他一眼瞧见坐在后面的胡耀邦,便似乎有意地高声说:耀邦,你也来了?胡耀邦说,我来了,叶参座您身体好吧?叶剑英于是招呼要他坐到前排来。散会以后,叶剑英询问他近况如何,他说,还没有解放。叶剑英鼓励他说:别理他们,让你出来工作就自然解放了。叶剑英回去以后,就向邓小平讲了胡耀邦目前的境遇,并且举荐胡耀邦协助邓小平开展整顿工作。 

    邓小平同胡耀邦已多年没有见面了,但他对胡耀邦这个时期的遭遇大体有所了解。他相信这个老部下的坚定性、敏锐性和百折不挠的精神不会因饱受磨难而消逝,只要有工作的机会,他会不顾一切地奋斗下去。特别是他相信胡耀邦对于整顿会同他持同样态度。 

    于是,邓小平经请示毛主席后,由中央决定让胡耀邦去中国科学院。 

    胡耀邦716日从读书班回到家里,717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科学技术工作的华国锋就找他和李昌谈话,通知他们中央的任命,并且传达邓小平的指示:整顿首先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搞好安定团结,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各部门的业务,要坚决同派性做斗争。邓小平向他们提出三点具体要求:一是了解情况,向国务院汇报,二是搞一个科学院发展规划,三是准备向中央提出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名单。第二天,718日,他就来到中国科学院。 

    胡耀邦对于出来工作满心欢喜,已经10年没有工作了呀!虽然,他想到自己对科学技术是外行,也不了解科学院这个环境的深浅,但协助小平同志进行整顿这个工作任务,就使他勇气百倍。能够继续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工作,也使他非常高兴。他极为钦敬邓小平统驭全局的气概,相信这又是一次大手笔的举动。他很清醒地认识到,这次整顿,就是要在一些重要部门、一些重要问题上,把文化大革命中颠倒了的思想、理论、政策是非重新颠倒过来,把严重的混乱局面扭过来,把无辜被打倒的干部解脱出来,把党的好的传统作风恢复起来。面对这么重要这么有意义的工作,他愿一试身手。 

    这几年里,胡耀邦对中国政治斗争的惊涛骇浪,政治势力的聚散消长,有了更透彻的感悟。他看出了江青、张春桥等怀着险恶的用心,在窥伺着邓小平的每一步整顿,因而工作中充满风险。但他没有过多地顾忌这些,长期磨难练就的胆气、锐气,推动着他以大无畏气概投入了新的战斗。蕴蓄了多年的对是非颠倒的强烈愤懑和重塑历史的鲜明主张,现在有了适当时机,便踔厉风发地喷涌出来了。 

    同他一起派往中国科学院进行整顿的,还有李昌、王光伟;后来又派来了王屏、刘华清、胡克实。胡耀邦同李昌是晋察冀野战军第四纵队时期同甘苦、共死生的老战友,又在团中央共过事,胡克实原先也是团中央书记,同样是老朋友,现在大家又携起手来,参加新的战斗了。 

    事情是千头万绪,但胡耀邦指挥若定。他请李昌负责日常的全局工作,王光伟、刘华清负责业务工作,胡克实、王屏负责政治工作,他自己则集中精力搞调查研究,以准备向国务院汇报。除了参加领导层会议之外,就是召开不同内容的、不同人员参加的座谈会,听取各方面情况。同时,也到各研究所去做实地调查。他每周都要去两个所。他广泛接触群众,倾听老科学家和中青年知识分子的意见,从中发现问题并考虑如何解决。 

    工作中,胡耀邦利用一切机会,尽可能地学习科学技术知识。在刚刚受命来科学院之时,他曾为自己缺少科学知识基础而感到有些抓瞎。想来想去,他想到了恩格斯。恩格斯就是一边从事革命理论研究,一边又学习自然科学,后来同杜林做斗争,又继续深入研究自然科学,研究了八年。恩格斯把这个过程叫脱毛,就是从无知到有一定知识,他的《自然辩证法》,就是一部把自然科学同哲学思想完美结合的精湛作品。胡耀邦下决心也来一个脱毛,只要认真学,总会掌握一些东西。于是,他广泛浏览各种科技发展参考资料、国外科技界动态材料,其中所介绍的许多新的科学技术知识非常专业,但他兴味盎然地钻研并设法记住。许多这样的材料上都留下了他的批语:很有知识,虽然时间已经两年,对我仍感新鲜。”“这份资料有新知识,上次我去研究所时,他们没有向我谈起。每次到各个所去调查,他也都非常注意听取对有关知识的介绍,遇有不懂的问题,便真诚地向老专家或有关人员请教。因此,到科学院不多久,他已经掌握了十分丰富的各方面的科学知识和动态。 

    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和思考,815日,他召开了领导干部座谈会。根据当时院机关各部门以及下属的研究所许多是造反派在掌权的情况,他针对性明确地宣布,整顿工作主要是全院领导班子的组织整顿和思想作风的整顿,思想作风的整顿可能时间更长,任务更艰巨。思想作风的整顿包括:一、划清正确与错误科技路线的认识;二、划清正确与错误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认识;三、划清正确与错误的干部政策的认识;四、科技战线政治工作的原则,政治工作要为科研的中心服务。党性和党风的整顿包括:一、分清党性和派性,如何克服资产阶级派性;二、什么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怎样发扬优良传统;三、什么是党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我们哪些地方违背了党的纪律;四、各级领导班子的作用,是否应该是党性好、作风好、团结好、敢字当头。他提出这一系列原则问题,启发大家思考。

    为了整顿工作的顺利开展,他首先着力纠正各种荒谬观点。他在各种场合,就原本是理所当然而现在被四人帮及其帮派分子弄得异常混乱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讲话并采取了相应措施。 

    四人帮及其帮派分子说过去科学院是三脱离: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生产实际、脱离工农兵群众;提出要三面向:面向农村、面向工厂、面向中小学。胡耀邦斩钉截铁地说:科研人员搞科研就是结合实际,为什么一定要到工农生产中去?科学院就是科学院,不是生产院、教育院、白菜院、土豆院,科学院就是搞科学的,搞自然科学的。 

    四人帮及其帮派分子鼓噪开门办所,否定实验室的工作,让科技人员组成服务队去上街服务,让工农兵进研究所、实验室掺沙子。胡耀邦说:什么叫开门办所?七机部开门办?原子能所加速器开门办?还要保密呢,连参观都不让。什么开门办所?我不懂,我看这种独创性还是少搞点为好。 

    胡耀邦还明确指示把所长、主任这些被取消了的职衔都恢复起来。他说,设所长就是修正主义?设室主任就是修正主义?我看这是形而上学。有人说这是复旧,复旧就复旧,不要在乎!要从工作利益出发,不要拿罪名吓人。最重要的是把科研搞上去,谁破坏这个,谁就是修正主义。他还指出:选所长、副所长,室正副主任,最好是对本行业务比较精通或比较有权威的,为科学界所公认的,是一流的……这些人一上来,实际上是一种无形的影响,他会使人感到有奔头,这是一种精神力量。”“要重视选拔业务工作骨干,没有这一条对大干快上不利。 

    当时有的研究所只搞器件的仿制,理论研究基本没有。胡耀邦在同科技人员反复讨论后鲜明地指出,新技术的研究要搞,理论也要搞,要一手抓原理的追求,一手抓反复的实验。 

    针对喧嚣一时的对所谓业务挂帅的批判,他在各研究所大声疾呼:所有搞科研工作的共产党员,业务上非上去不行!……今后二十五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我们赌了咒、发了誓的。科研工作搞不上去,不仅是犯错误,而且是犯罪。……搞业务的台风要刮起来刮十级台风不够,要刮十二级台风。……对科研事业着急的人,才有党性,才有爱国心。 

    这些话,在当时可谓是石破天惊之谈,是有意的宣战。正像他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讲话时借题发挥说的:我们现在脱离了单纯的脊椎动物,有了脊椎就有了骨头,可以爬行,可以站起来。人没有骨头还行吗?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革命者,要搞点马克思主义,搞点骨头。又说:谁好谁坏,一时弄不清,但埋在地下的化石都挖出来了,历史的面貌是怎么也埋没不了、混淆不了、歪曲不了、抹杀不了的。科研人员们好久没听到这样令人振奋的讲话了。一时之间,他的每一篇讲话都迅速在不同单位传播开来。胡耀邦支持搞科研的鲜明观点,他的敢于否定各种谬论的气概,甚至他所使用的那些极富个性的尖锐的语言,都使科研人员欢欣鼓舞,感到得以一舒长期郁积在胸的闷气,感到有了依靠,又可以从事科学研究为国效力了。造反派头头的气焰也不得不有所收敛。胡耀邦很快获得科技人员的信任。 

    胡耀邦还注意到,科研人员在生活上还有诸多困难,长期得不到关怀。他指示有关人员要想方设法,尽快解决补贴工资、调整住房、两地分居、孩子入托、煤气灶具等问题。这些都是非常棘手的事。他亲自同有关部门领导磋商,请求支持,终于使大部分问题得到解决。这就是后来在科学院被传为美谈的五子登科(票子、房子、妻子、孩子、火炉子)”

    经过同李昌等领导成员的反复研究和同有关方面的充分酝酿,胡耀邦等向中央、国务院提出了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组成人员的建议。10月,党中央根据这个建议,正式任命郭沫若院长继续担任核心小组组长,胡耀邦担任第一副组长。李昌、王光伟担任副组长,刘华清、王屏、胡克实等任核心组成员,稍后又增加武衡、王建中、秦力生、郁文。以前造反派组织头头列席核心小组会议,这个做法以后废除。按照邓小平关于整顿领导班子的指示,将新的领导班子建立了起来。 

    起草《汇报提纲》 

    对基本情况已经掌握,胡耀邦同其他领导成员按邓小平的要求,积极准备向中央提交一份提纲挈领的汇报。81日,胡耀邦部署提纲的起草工作。他对提纲的框架和主要思想都讲了想法,限一星期交卷。随后就由李昌、王光伟、胡克实带领一个起草小组分头起草。草稿写出来后,从87日到11日,胡耀邦多次主持修改。他们边议论,边分章、分节、逐句、逐字定稿。811日拿出了第一稿,定名为《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的讨论稿)》。 

    《提纲》共分六个部分:一、关于肯定科技战线上的成绩问题;二、关于科技工作的组织领导问题;三、关于力求弄通主席提出的科技战线的具体路线问题;四、关于科技战线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五、关于科技十年规划轮廓的初步设想问题;六、关于科学院院部和直属单位的整顿问题。 

    四人帮一直宣扬的科学院执行的是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截然相反,《提纲》的第一部分从农业、工业、医疗卫生以及原子能、激光、红外等现代新兴的科学技术等方面概括了中国科技事业二十多年来所获得的伟大成就,指出建国以来”“建立了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和一定科学技术水平的科学技术队伍这支队伍的绝大多数人是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这支队伍为独立自主地解决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的一些重大科学技术问题做出了贡献。肯定了科技战线上的绝大多数领导干部、科技人员和广大职工,辛勤努力,做出了贡献,成绩是主要的。 

    第二部分着重提出了全国科技战线专业研究机构的组织调整和领导等问题。 

    第三部分共讲了六个方面的关系:政治与业务、生产斗争与科学实验、专业队伍与群众运动、自力更生与学习外国长处、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这一部分是《提纲》的核心内容,是对四人帮种种论调的一次集中的批驳,也是在科技战线上进行政治上、思想上、业务上全面整顿的鲜明纲领。 

    在这一部分里,胡耀邦着力阐明什么是政治以及政治工作的作用问题。因为从林彪开始,一些人利用毛泽东政治挂帅的口号,把它夸大到了荒谬的地步。而四人帮又用这个口号将科研和各项业务工作冲击得几近崩溃。长期以来,政治成了整人和扰乱社会的符咒,造成严重的精神恐惧和思想混乱。在起草提纲时,胡耀邦用十分简明的语言表达了政治和科研的关系:政治是要挂帅的,但政治工作是为科研服务的。这就从本质上摆正了两者的关系。胡耀邦还指出,政工干部不能做空头政治家。他说,科学院的政工干部的责任在什么地方?在本世纪内帮助党培养出上千个一流的专家、上万个二流的专家,我们的历史贡献就不小了。 

    关于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关系,《提纲》指出,科学来源于生产,又指导生产、促进生产。在这一部分里,胡耀邦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这一论断,提出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 

    当时四人帮把科研工作中必要的查阅外国文献、参考借鉴外国已有的科研成果,一概批判为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把同外国科学界共同进行资源考察扣上卖国主义帽子,闹得国际学术交流几近中断,没有人再敢去研究国外科技动态和发展成果。针对这种情况,胡耀邦提出要实行拿来主义,即有分析有批判地将外国的东西拿来,为我所用。他说:要说洋人的东西、外国的东西不能学,那马克思主义也是从外国引进来的,马克思、恩格斯也是洋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就是实行拿来主义。在他的授意下,《提纲》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要像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把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拿来为我所用。 

    关于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这一节里,《提纲》毫不含糊地指出了不容混淆学术问题和思想政治问题的界限,指出:在科技战线要大力加强学术活动,广泛开展学术交流,鼓励学术上不同意见的争鸣和讨论,改变学术空气不浓和简单地以行政方法处理学术问题的状况。”“在科技工作中,遇有不同意见,要区分问题的性质,分清界限。有的是属于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有的是属于世界观方面的问题,有不少则是属于不同学术观点和具体方法的问题。既要看到相互之间的联系,又要区别主次,分清性质,不能混淆。《提纲》进一步写道: 

    自然科学学术问题上不同意见的争论是好事不是坏事。这种是非要通过学术讨论的方法,通过科学实践来解决,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轻易下结论,支持一派,压制一派。更不能以多数还是少数,青年还是老年,政治表现如何来作为衡量学术是非的标准。不能把资本主义国家、修正主义国家的科学家的学术观点都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随意加以否定。 

    关于科技战线的知识分子,四人帮早就把他们一口否定:从旧社会过来的,是当然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建国后培养起来并努力钻研业务的,也都成了白专典型,修正主义苗子;连科技人员中的党员,也是戴红帽子的最危险。这样,这个庞大的知识分子群就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更谈不上发挥应有的作用。胡耀邦在《提纲》的第四部分,讲到科技战线知识分子政策问题时,首先对不同情况的知识分子作了具体分析,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从政治上作了充分肯定。《提纲》写道: 

    一、从解放前旧学校毕业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对他们要大胆使用,吸收他们参加一定的业务领导工作。对于受审查的,要尽快落实政策,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二、建国以后留学的有近万人,是党和国家从各方面条件比较好的人中选拔派遣的,现在一般都是工作中的骨干。不能认为他们到修正主义国家学习过,就是修正主义苗子,不能把他们在修正主义国家学到的科学技术知识说成是修正主义货色,对他们中有学问、有干劲的要放手使用。三、解放后我们自己培养的,占绝大多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而且年轻力壮。他们中不少人下放劳动多年,要采取措施,使他们所学的专业知识得以发挥作用。四、从工农兵中培养提拔的技术人员,他们技术上好,熟悉生产,有实践经验,但不少人科学理论知识不足。要为他们创造条件,鼓励他们向工农知识化的方向前进。 

    《提纲》中明确指出,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工作,就在于造就一大批无产阶级自己的专家(包括改造旧的和培养新的)”如果我们的政治工作使科技人员不敢钻研业务,不敢学外文,不敢看业务书,那就是失败的政治工作。如果我们的政治工作是反对钻研业务,那就是空头政治,就是在政治上犯了方向错误。这些话太尖锐了,文件起草人有顾虑,主张不要写,胡耀邦语含诙谐地说:我就这么一点创造性,你们就把它留着吧。 

    《提纲》还从猛攻关键技术,组织钢铁、粮食两个科学技术大会战为加强国防现代化,研究发展一批新材料、新装备,提供两弹、卫星、飞船、核潜艇所需的各项配套新技术狠抓几项新兴技术(计算机与自动化技术、激光技术、遥感技术、仿生技术)”加强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向认识自然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等四个方面,勾画了科技十年规划轮廓,描绘了一幅鼓舞人心的科技现代化、科技为四化建设服务的壮阔图景,那真是大气魄、大手笔的杰出构想。 

  苦心经营 

    《提纲》第一稿写成的第二天,812日,胡耀邦就拿着先去征求邓小平的意见。他边读边讲,谈了两个小时。邓小平听完,赞赏地表示很好,并且说:科技工作很重要,第一次汇报,长一点也可以。他进一步指出,主要先抓科学院本身的问题,要重点解决派性问题还有班子问题 

    邓小平那里回来,胡耀邦和李昌召集科学院各部门和各直属单位负责人开会,对《提纲》第一稿进行讨论。会议之后,快马加鞭,815日改出了第二稿,题目没变,结构没变,只是文字有些改动,增加了一些毛泽东论科学技术的语录。这一稿还分送给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胡乔木、于光远,国防科工委主任张爱萍等人征求意见。他们分别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胡耀邦日夜加班,只隔一天,817日就赶出了第三稿。这一稿题目和框架仍然不变,但又做了一些文字修改,一方面对某些提法作了进一步斟酌,如如果我们的政治工作是反对钻研业务,那就是空头政治……”等等那一番话,都改得较为平缓。另一方面,对前两稿一些讲得不够充分的地方,又作了强化。比如对那些热衷于造反的人,就更加明确地指出,有极少数人,受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这几年被派性迷了心窍,搞歪门邪道,在思想政治上并没有入党,却处处盛气凌人,以改造者自居;在业务上自以为是,指手画脚;在组织上只知有派,不知有党,动辄以我画线,打击异己,甚至公开与党的路线和党的领导相对抗。胡耀邦对这种人深恶痛绝,在口头讲话时他更严厉地指出,这种人如不改变,就会成为法西斯。 

    胡耀邦把这份稿子送给邓小平,同时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送上我们多次反复修改的汇报提纲。这一稿在几个关键的地方是按你的指点改过的,有些地方是接受了参加讨论的一百多位同志的意见,乔木同志最后为我们做了很多很好的修改。这一个月我是把全部精力放在这个文件上的,用一句老话,是拼了一点老命的。我怀着一种渴望的心情,祈望得到你的进一步指点,祈望得到你对我们展开工作的支持。 

    826日,邓小平把胡乔木找去,布置他主持《提纲》的修改,并要胡乔木转告胡耀邦、李昌:他们的稿子涉及的问题太多,不要太锋利,这样站不稳。要他们少在群众中讲话,等提纲改好了,国务院通过了,毛主席批准了,让提纲自己说话,让群众在讨论提纲时自己说话。邓小平还说,这个文件很重要,要加强思想性,多说道理,但不要太尖锐。道理要站得住,攻不倒。胡乔木当天就打电话给胡耀邦,转达了邓小平的指示,告诉说邓小平已将《提纲》交给他修改,请胡耀邦去政研室讨论如何修改。 

    827日上午,邓小平又找了胡耀邦去,提醒他要慎重一点、平稳一点。《提纲》要缩短,原则都保留,棱角磨掉一些,写得平稳一些,修改工作由乔木办,你催着点。邓小平叮嘱胡耀邦:要发动群众,什么事,群众起来了就好办了,不管搞()派性,搞规划,都是这样。可以先抓落实政策,搞好班子,要挑选有学问、有劲头、有组织能力的搞科技工作。 

    胡乔木接受修改任务之后,先让于光远组织修改。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是由邓小平直接领导的单位,这一年的七月初才正式建立,它的负责人除胡乔木、于光远外还有吴冷西、胡绳、熊复、李鑫、邓力群,是一个秀才班子。任务是整理准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文稿,以及撰写理论文章,收集文艺、教育、科学、出版方面的情况,代管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胡乔木为主要负责人。于光远文化大革命以前就是中宣部科学处处长,并兼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熟悉科学技术工作。他对《提纲》作了一些结构上的改动,压缩了篇幅,改写了一些地方,用了两三天时间拿出了一份草稿。但邓小平认为这个文件非常重要,要求胡乔木亲自负责。 

    831日,胡乔木、胡耀邦召集李昌、吴冷西、胡绳、于光远等讨论《提纲》的修改,科学院的吴明瑜、罗伟、明廷华,国务院政研室的孙小礼,教育部的甘子玉和龚育之也参加了讨论。胡乔木传达了邓小平显然是出于策略上考虑的意见:科学院起草的稿子太锋利,站不稳,要重新搞。科学院是个有争论的单位,所以每一句话都不能轻易去说,无论说什么都要好好考虑。要慎重,不要什么都讲得那么凶。话要少说,说多了,要说得稳妥很困难。胡乔木还对《提纲》如何修改提出了具体意见。他说,像第三部分的题目,就不要用力求弄通的讲法,这个讲法有徘徊的意思,要讲坚决贯彻。他提出:要把主席(有关科学技术的)指示排一下,指示就是我们的路线、方针。他还提出现在的稿子文字太陈旧,没有文化大革命以来写文件的那些语言。 

    接着,92日,胡乔木拿出了由他亲自执笔的修改稿,即《提纲》第四稿(未定稿)。这一稿在结构、内容、文字上都有很大改动,题目改为《科学院汇报提纲》,全稿由六部分改为了三部分:一、中国科学院科研工作的方向任务;二、坚决地、全面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科技路线;三、关于科学院的整顿问题。在第二部分里选编了毛泽东有关科学技术的论述,共集纳了十条。《提纲》之外,还编了一个《汇报提纲第二部分中所引用的毛主席关于科技工作指示的出处》,作为附件。后来,由于有人对《提纲》中关于哲学不能代替自然科学的提法有疑问,邓小平又指示编了一本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有关语录,名为《哲学只能概括、引导而不能代替自然科学》,作为第二个附件。 

    93日,胡乔木将《提纲》第四稿的未定稿交给了邓小平。邓小平看后表示很满意,说这个文件很重要,不但能管科学院,而且能对整个科技界、教育界和其他部门也起作用。 

    《提纲》在完成第四稿之后,报送国务院审议。926日,邓小平主持召开国务院会议,听取科学院汇报。副总理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王震、谷牧、孙健都到了,政治研究室的胡乔木、于光远以及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国防工办、国防科委、教育部等部委负责人参加了会议。胡耀邦首先按《提纲》分几个部分简要汇报。他说:解放以来,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是比较快的,我们用了二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资本主义国家一二百年的路程。但我们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不小的差距。他说,科技战线的任务,第一,是为生产需要服务;第二,是发展新兴科技领域;第三,是研究基础科学。他还对科学院整顿进展情况作了简要汇报。李昌和王光伟也相继作了汇报。会上气氛很热烈,大家不断地插话,提出问题,共同讨论。邓小平兴致勃勃,在汇报过程中也插了许多话。胡耀邦汇报到差距很大时,邓小平说,这一点是要谦虚一点好。胡耀邦汇报说现在不敢讲红专,邓小平说,实际上是不敢讲字,应说清楚。胡耀邦汇报到落实政策问题时,邓小平说,所以研究室不调整,很难说落实。一个县、一个工厂不把班子弄好,谁来执行政策?归根到底是领导班子问题。胡耀邦讲到自己有辫子会被人抓住时,邓小平说,比我强一点。我说过我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有时说错话,办错事,他们抓住不放,拆台。 

    听完汇报,邓小平讲话说,科学研究是一件大事,要好好议一下。如果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在谈到科技队伍的现状时,他说,大大削弱了,接不上了。靠老的,也靠年轻的,年轻人灵活,记忆力强。大学毕业二十多岁,经过十年三十多岁,应该是出成果的年龄。这一段时间一些科研人员打派仗,不务正业,少务正业,搞科研的少了。少数人秘密搞,像犯罪一样。陈景润就是秘密搞的。这些人还有点成绩,这究竟算是红专还是白专?像这样一些世界上公认有水平的人,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得。说什么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只占茅坑不拉屎的,比闹派性的、拉后腿的人好得多。邓小平强调说,广大科研人员实在是想搞科研,闹派性的人是少数。领导班子,特别要注意提拔有发展前途的人。对于那些一不懂行、二不热心、三有派性的人,为什么还让他们留在领导班子里?邓小平还着重谈了教育问题,他说,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拉住了。究竟大学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样的人?有些大学只是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要解决教师地位问题。几百万教员,只是挨骂,怎么调动积极性? 

    会上原则通过了《汇报提纲》。邓小平提出要把专家治所、高中毕业生直接进大学等内容以及会上的一些重要意见增补进去,再改出一稿,就可以报送中央了。 

    胡乔木等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于928日改出了第五稿。这一稿作为定稿,以胡耀邦、李昌、王光伟三人的名义上报,由邓小平转呈毛泽东。 

    这时的胡耀邦,有一种完成一件大事的轻快心情,只等着毛泽东的批复了。同时,他的内心也有一份苦涩和几分遗憾。他认为援引罗列那么多毛主席语录,必要性究竟有多大?对初稿中理论性论述的部分被删去,深感惋惜。结束了《汇报提纲》的起草工作,他继续开展科学院的各项整顿。 

    1024日,中国科学院团委举行纪念长征胜利四十周年大会,请胡耀邦讲话。在这个有二千五百多名青年科技人员出席的大会上,胡耀邦发表了题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新的长征》的讲话,响亮地提出了进行新长征的口号。他热情洋溢地说,这个新长征是什么呢?这就是毛主席号召我们的,要求我们的,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们可爱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我们的伟大的长征、伟大的惊天动地的事业的进军号已经吹响了! 

    他还说,四个现代化实现不了,总有一天我们大家全部完蛋,我们的子孙后代要骂我们的。 

    他在讲话中向青年提出了四条要求:大学革命理论,大树革命雄心,大讲革命纪律,大长革命精神。他说,在到2000年前的二十多年里,年轻的同志怎么办,怎么前进?无非有三种可能:一是陷到修正主义里去;二是马马虎虎混他半辈子,从现在混起,再混二十五年,也是老革命了;三是为社会主义,为党的事业,为四个现代化立下丰功伟绩。他说,这第三种人一定不是少数。 

    末了,他深情凝重地说:我今天正式向同志们建议,二十五年后的今天,到20001024日,再开这么一个大会。我想,那时候坐在台上的,将是为我们伟大祖国四化贡献力量的人。如果我能挣扎到那天,有可能也向他们说几句祝贺的话。这时候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表达了大家对他的感谢和祝愿之情。胡耀邦接着说:同志们不要鼓掌,那种事情大体上没有希望了,正因为我自己没有希望,所以我今天就将满怀全部的希望献给在座的同志们……” 

    他的讲话在青年们激动的、经久不息的掌声中结束。这次讲话影响很大,它是那样的顺乎人心、感人肺腑。社会上一再把讲话记录稿翻印传抄,新长征也很快成为人们的行动口号,成为报纸上喜闻乐见的主题。正是在胡耀邦这种思想、精神的感召和鼓舞下,科学院许许多多青年更加坚定起来,显现了昂扬奋发的姿态。 

    但是胡耀邦确实没有能够参加二十五年后的聚会,他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又被打倒 

    万万没有想到,《汇报提纲》上引用的一条毛泽东语录惹出了麻烦,最后前功尽弃。 

    原来,在报送毛泽东的《汇报提纲》第二部分里,以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句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提纲》送上以后,邓小平去毛泽东那里汇报,毛泽东说不记得说过这句话。邓小平说马克思也讲过这样的话,毛泽东还是说记不得自己说过。邓小平说,请主席把稿子退回给我修改,毛泽东没有退。从来都是善于从一件具体事情入手破解全局的毛泽东,这个举动显然不在于对一条语录有异议,而是隐约表明了他对这个文件的不满了。 

    直到1024日,也就是胡耀邦做进行新长征报告这一天,毛泽东才把《汇报提纲》退还给邓小平。邓小平又找胡乔木修改,改出了《汇报提纲》的第六稿。然而这时又风云突变,形势急转直下,首当其冲的正是邓小平,因此这次的修改稿就没有报送了。 

    形势的逆转,源于刘冰等人给毛泽东写信事件。 

    刘冰是一位老干部,当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1968年,解放军八三四一部队宣传干部迟群、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干部谢静宜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以后迟群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谢静宜任副书记,他们很快成了江青的亲信,跟着四人帮兴风作浪。他们作威作福,独断专行,任人唯亲,搅得清华乱上加乱。特别是四届全国人大以后,野心勃勃的迟群没有得到提升,便消极怠工,酗酒滋事,发泄怨气,闹得一塌糊涂。他们的种种恶劣表现引起许多干部和师生的强烈不满,早已忍无可忍的刘冰,便同另外三名校党委负责干部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于8月间写信给毛泽东,揭发迟群。但这封信根本无法直接送到毛泽东那里,刘冰等觉得由邓小平转最为合适。可是又怎样才能送交邓小平呢?他们想到了胡耀邦。 

    刘冰早年也是青年团干部,是胡耀邦的老部下。在此之前,他去探望胡耀邦时,就曾谈到过有迟群、谢静宜这么两个人,闹得实在太不像话。这次他来到胡耀邦家,说了写信的事,胡耀邦表示:我支持你,并且说:他们(指迟群、谢静宜)哪里是干革命,是投机嘛。这种人在咱们革命队伍中不是个别的。胡耀邦把信仔细看了一遍,说:信要实事求是,要注意用事实说话。……你们信里的装疯卖傻乱蹦乱跳,这些就是形容词,是空话嘛。刘冰说明了实际情况就是如此,同时提出请胡耀邦将信转给邓小平。胡耀邦说,科学院和清华大学不属一个组织系统,由他转信不合适。他把邓小平的住址和邓小平秘书的电话号码告诉了刘冰,说由他们直接把信送到邓小平家就可以了。 

    邓小平见到信后,立即递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没有反应。刘冰等出于急切解决清华问题的心情,10月间又写了第二封信,这封信将谢静宜的问题也讲进去了。这回他们托人送给了胡乔木,胡乔木送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又转呈给了毛泽东。 

    本来,邓小平领导的整顿工作,已经触及了文化大革命的极左错误,逐渐发展成为对文化大革命的比较系统的纠正,这已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加上邓小平又不肯回应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评价,更使毛泽东不快。这回毛泽东在看了又是由邓小平转来的信后,他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仅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送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一直窥伺毛泽东意图的四人帮于是借机发难,叫嚷说这是右倾势力回潮,邓小平再次陷入被动。刚刚露出曙光的天空,霎时又阴云密布。 

    11月中旬,四人帮策划要清华大学党委向政治局作汇报,以借机闹一场。1115日政治局开会,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政治局委员参加,作为毛泽东联络员的毛远新以及迟群、谢静宜也参加了。毛泽东指定参加了邓小平整顿工作的胡乔木、胡耀邦、周荣鑫(教育部长)、李昌以及刘冰参加,说参加会议也是一种帮助。胡耀邦和李昌事先得到通知,要准备就科学院的整顿中的错误做检查。会上,迟群、谢静宜否认刘冰对他们的揭露,然后一致对邓小平进行大肆攻击。会上把替刘冰转信也作为一个严重事件追问。王洪文发言说,他到上海去了一趟,听到下面有许多反映,对胡耀邦、周荣鑫意见很大,说胡耀邦的右倾回潮的言行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背道而驰。张春桥、姚文元、江青也不断讲话,指责科教方面出现了逆流,大刮翻案风 

    第二天晚间继续开会,由被帮助的五个人作检讨。胡耀邦第一个站起来,大声说:我讲些意见。主席要我们五位同志来参加会,是对我们的关怀,我在这里对主席表示衷心的感谢。昨天晚上,王洪文副主席对我讲了许多话,我在这里郑重声明,他说的那些问题我没有,说我说了什么话,我没有说过,请求中央查证。对于替刘冰转信一事,他说:我对他说过我支持你,但我们不是一个组织系统,信要由你自己送。他讲完后,王洪文没有吭声,会场上好久没有人说话。高层的动向很快传到清华、北大,两校造反派立即贴出大字报,批判邓小平的唯生产力论,继而由四人帮操纵,在社会上掀起了铺天盖地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狂风恶浪,开展了对邓小平提出的以三项指示为纲”④的批判。与此同时,也展开了对《汇报提纲》的批判。由于《汇报提纲》的第五稿里有大量毛泽东语录,难以下手,四人帮竟将最早的第一稿拿出来作为靶子。他们批判《汇报提纲》是邓小平妄图从科技阵地打开一个大缺口,否定毛主席的科研路线,篡改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反对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以达到他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他们把根据以三项指示为纲”④写成的文章《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和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连在一起,说成是三株大毒草,动用了一切宣传机器,使用了一切吓人字眼,企图全面推翻已见成效的整顿工作。 

    从此,科学院四人帮帮派分子卷土重来,自行改组了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胡耀邦和李昌等停职反省。 

    “四人帮帮派分子得意忘形地把《汇报提纲》和国务院讨论《汇报提纲》时邓小平的插话讲话记录稿印了成千上万份在院内外散发,鼓动群众起来批判。他们哪里想到,今非昔比,科技人员看到这两份材料后,都觉得这是说了他们的心里话,不是毒草而是香花,不是谬论而是为党为民的金石之言,不仅不应当批判,还应当充分肯定。四人帮帮派分子多次想组织批判大会,但群众对批邓反右十分反感,拒不参加,后来只好化整为零,让各研究所分别去开。在院机关,在由几个科室联合起来召开的一次会上,可容纳一百多人的会议室只零零落落坐了几十个人。胡耀邦和李昌坐在台上一张小桌旁等待质问和批判。有的造反派跳上台去指着胡耀邦大吼:胡耀邦,你一到科学院就上蹿下跳到处开座谈会、讲话、作报告,蛊惑人心,你安的什么心?胡耀邦鄙夷地望着他说,毛主席指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党中央、国务院派我到科学院的任务是提出切合实际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规划,我不去各单位去调查研究,征求专家学者的意见,怎么向党中央、国务院汇报?又有造反派跳出来追问:你们在《汇报提纲》里说: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要走在前面,这不是在搞唯生产力论吗?胡耀邦不屑地说:我不懂什么唯生产力论,我只知道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没有瓦特发明蒸汽机,能有英国的工业革命吗?台下的群众,每当听到造反派提出那些愚蠢透顶的问题,就会毫不客气地发出嗤笑声,而当胡耀邦对答时,又情不自禁地发出啧啧赞叹,那几个造反派尴尬万状,只得草草收场。 

     19761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胡耀邦感慨万千,不胜悲痛。四人帮竭力压制全党全国人民对周恩来的怀念,下禁令不准开追悼会,不准戴黑纱白花,不准宣传等等。胡耀邦当时正受批判,但他还是鲜明地支持科学院下属刊物突破禁令,刊登周恩来的照片、党中央的讣告和邓小平的悼词。 

    胡耀邦在批邓反右斗争中气愤和郁闷交加,又病倒了,住进了协和医院(时称反帝医院”)。科学院造反派头头竟蹿到医院去揪他,医生们出面坚决阻止,声明如果粗暴劫持,一切后果由不听医生劝阻的人负责,造反派才悻悻而去。到7月,他们声称得到中央批准,把胡耀邦揪到了大连,要在全国科学会议上批斗。他们把腐烂了的水产品给胡耀邦吃,使他得了急性中毒性肠胃炎,腹泻、呕吐不止。728日回北京的路上,正赶上唐山大地震,幸而火车在秦皇岛附近停下,才算躲过了这一劫。 

    胡耀邦再次过起了家居生活。他的家为了防震,在厅里搭了个双层铺,上接屋顶,以拦接震下来的砖瓦,下层住人。就在这样局促的环境里,勤于思考的胡耀邦一直在沉思科学院这一场交锋和那些重大观点。为了进一步弄清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观点,他细细研读马克思的原著,包括《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这部马克思的笔记性著作一共有四册,七八十万字,译文艰涩,读起来十分吃力,胡耀邦静下心来,硬是一字一句读下去。那时于光远常去看望胡耀邦,他们一起从这部书的《资本的流通过程》部分中找出了五条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述,两个人认真领会了这些论述的含义。后来于光远追述说:在讨论中我看到耀邦对马克思的这本书看得很细,也理解得很清楚。”“我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做实际工作的老同志肯下功夫啃这样难读的著作。 

     胡耀邦在科学院的工作,前后共一百二十天,他对自己的这一段工作是满意的,只是万万想不到就此中断了。他曾对人说,这是又一次百日维新,要真正做点工作太难太难。但正像人们说的,胡耀邦到哪里工作,哪里就有声有色。这次在科学院工作的时间虽短,但他的一系列作为,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大家在一团漆黑中看到了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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