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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办院方针”史事编年述要
文章来源:科学新闻周刊 樊洪业 发布时间:2014-10-23 【字号:

  方针,顾名思义,是“指出方向之针”。在中国古代,它本来是罗盘(指南针)的一个别名。后来,人们把罗盘的定位指向作用引申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中,说“指南”时,一般是指在日常生活层面上对大众起向导作用的那些成熟的经验和知识;说“方针”时,则是喻指在社会事业的层面上,由领导者提出的、对事业发展方向起规制作用的指导原则。 

  在现代中国人的政治经历中,“方针”似处在路线之下、政策之上。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它们又是交叉互含的,其间很难划出一个明显区分的界线。具体说来,够格被称为“方针”的也有过很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自力更生”,“勤俭建国”……等等,皆为人们耳熟能详者。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科学院,各有其组织模式,也各有其办院宗旨,但未必用频繁调整的“办院方针”来规制其发展。在过去的50多年里,中国科学院办院方针的演变,决定于中国特定的国情。 

  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由此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中国科学院从筹建之日起,就奉此为科学研究工作的指针,然而,究竟怎样理解这一原则而把它化为指导科学院工作的具体方针,并不很简单。 

  按理说,“办院方针”,须从总体上体现科学院的科学发展目标(科学的内在指向)以及应用科学技术的社会发展目标(科学的外在指向)。这两个目标是并存且相辅相成的,如果只强调科学的“服务”功能而无视科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把它完全纳入上层建筑领域,或是完全纳入经济轨道,就会损害科学的健康发展,也就会从根本上损害它的“服务”功能。 

  科学,不仅是一种知识体系,也是一种社会建制。任何一个国家的科技体制都是有层次、有结构的。中国科学院作为国家自然科学的最高学术机构与综合研究中心,所承担的科学目标与社会目标也自当有其“最高”、“综合”、“中心”之所在。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囿于狭隘经验而缺乏战略眼光、缺乏对现代科学事业了解的人们,正如周恩来所批评的,他们有“近视”倾向。这种倾向的长期存在,使得科学家的研究工作不断面对着“脱离实际”的批判,科学院的地位则不断面对着“平均主义”乃至“取消主义”的困扰。回头扫视,“办院方针”在不同的政治气候和经济发展背景之下,划出了一条弯弯曲曲的轨迹。 

  诚然,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是正确的,然而,六经注我式的说教,指鹿为马式的批判,终究于事无补且有害。50多年的历史经验教训我们:问题的关键是能否在正确解读“理论”和“实际”的基础上按科学发展的规律办事,是能否形成有效利用科技人力资源的机制来激励科学家“联系实际”。 

  故纸寻踪,缕析史料,借往鉴今,是以为文。 

  一、早期的探索:摇摆与纠编

  1949713 

  周恩来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上发表讲话,以中国共产党28年来应用马列主义理论与革命运动的关系为例,阐释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他指出: 

  自然科学工作者应当担负起发展工业的实际责任,要善于把现代自然科学理论和中国的实际情况、实际需要结合起来,与中国的生产任务、建设任务结合起来。应重视科学研究与实践,使研究在实践基础上提高,实践在研究指导下普及。(《科学通讯》2期4页) 

  19499月中旬 

  参与科学院筹备工作的钱三强等人起草《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拟定本院(樊注:筹建科学院的过程中,原曾拟称“人民科学院”,后于本年1025日政务院会议决定,定名为“中国科学院”)基本任务为: 

  “有计划地利用近代科学成就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组织并指导全国的科学研究,以提高我国科学研究水平。” 

  《草案》在对上述任务的说明中特别指出: 

  科学院必须把重点放在提高方面这一点如无明确规定,很容易使科学界误[以]为政府只偏重应用科学而不注意基础科学或理论研究,这种误会在现在中国科学界已经存在。 

  19499月下旬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第四十三条规定: 

  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     

  1950614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郭沫若主任发出《关于中国科学院基本任务的指示》: 

  “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第五章的文教政策,其中特别关于科学研究的指示,即为改革过去科学研究机构的总方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科学院是政务院之下的一个部级建制机构,统管全国的科学研究工作,同时下辖若干研究所。当时,科学(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被归并在文化教育事业中,以科学院为上层建筑领域的部门,实际受中宣部领导。     

  19511 

  郭沫若院长在本年《科学通报》第一期上发表题为《光荣属于科学研究者》的文章,针对当时存在的实际问题写道: 

  “科学研究自然是应该和实际配合的,但在这儿也有种种不同的历程。有的研究和实用的历程很短,研究的成果立即可以见诸实用。但有的却有相当长远的历程,一时是看不出成效来的。例如原子能的研究,宇宙线的研究及其它纯理论的科学研究便不能期待今天从事研究,明天就见诸实用。 

  “对于科学研究,无论内外行,怀着急燥的心情期待,是不妥当的。眼光要看得远一点,算计要打得长一点。……科学家们自己要把自己的生命放进科学研究里去,国家的科学行政也应该把比较长远的算计放进科学研究里去 

  “无可讳言,我们对于科学和科学研究,无论内外行,都还不够十分重视。我们的眼光有时太短,而算计有时打得太紧。因此我提出这点暗示来请大家注意。我是在为科学界呼吁,也是在向科学界呼吁。”    

  19526 

  开始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恽子强(时任院党组书记)在本年《科学通报》第六期上发表文章《应该研究科学与生产联系的道路》,强调思想改造首先要解决“科学研究工作应该怎样具体地联系生产”。随后,陈伯达(中宣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在718日的讲话中,以“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论述“科学院的工作方向”,强调“科学家所研究的问题,主要地应该是为人民所大量需要的东西,是在某一科学领域里面带重要性和群众性的问题”。     

  在这样一味强调与生产实际结合,并与思想改造挂钩的形势下,许多科学家因受到了“方向性”的质疑和批判,被迫放弃有长期研究积累的重要研究方向。如有机化学家庄长恭一度放弃了他多年从事的固体醇的研究,实验生物家朱洗也曾中止了他所专长的单性生殖和混精杂交研究。后来,前者的成果开发出避孕药物,后者则导致成功培育了“世界上第一个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     

  195311 

  主持院务领导工作的是新任院党组书记兼副院长张稼夫,在做了大量调研工作的基础上,主笔起草《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目前科学院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给中央的报告》,针对现实问题提出了: 

  科学院当前的重点工作为:⑴组织力量支援国家工业建设,首先是重工业建设;⑵有重点地对拟建设的工业中心或经济区域进行自然条件和资源的调查研究;⑶相应地发展基础科学,使之成为不断支援国家建设和不断提高科学水平的有力保证;⑷对于在生产上或学术上迫切需要,而目前十分薄弱或根本缺乏的学科,要立即充实与建立。     

  1954128 

  周恩来总理在政务会议上听取科学院的报告后,首先谈“方针”问题: 

  “要辩证地解决理论与实践、今天与明天的问题。我们发展科学不是片面的,必须两方面结合起来。理论与实践结合,但实践靠理论指导;今天与明天也要结合起来,不能只看眼前。”     

  19543 

  中共中央对院党组上述报告做出了长篇批示,其中涉及科学院在国家科学事业中的地位和任务分工问题: 

  科学院是全国科学研究的中心,除了应以主要力量组织本院的科学研究工作外,还必须密切联系全国科学工作者,协助各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 

  科学院主要是研究基本科学理论问题和解决对于国民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的关键性的科学问题。生产部门的科研机构主要是解决生产中的实际技术问题。高等学校则视具体条件,研究基础的科学理论或实际生产中的科学问题。” 

  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1991年出版)一书中,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认为1954年中央批示是中国共产党为科学工作所制定的重要“方针”。     

  19549 

  科学院不再列为政府部门,19556月召开学部成立大会,科学院被认定为“国家最高学术机关”和“全国科学研究的中心”。大约与此同时,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出发,对科学事业和知识分子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19559 

  本院着手编制发展远景计划。于翌年3月提出的任务涉及原子能、半导体、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系统、火箭、精密机械仪器、材料等尖端领域,也涉及蛋白质结构与生物合成等基础研究项目和自然区划、资源考察等重大任务。这些具有战略性、基础性的选项,为后来国家制订十二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做了准备,所提出的大部分任务都被纳入到规划中。

  二、“火车头”时期 

  19561 

  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发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周恩来提出要“集中最优秀的科学力量和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到科学研究方面。用极大的力量来加强中国科学院,使它成为领导全国提高科学水平、培养新生力量的火车头。”他在报告中还指出:(到此) 

  “为了有系统地提高我国科学水平,还必须打破近视的倾向,在理论工作和技术工作之间,在长远需要和目前需要之间,分配的力量应该保持适当的比例,并且形成正确的分工和合作,以免有所偏废。在过去几年中间,我国的各种工作都在开始,我们在目前需要和技术工作方面多投一些力量,而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方面注意得比较少,这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到了现在,如果我们还不及时地加强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那么,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但是理论力量的生长,总是要比技术力量的生长慢一些,而理论工作的效果一般也是间接的,不容易一下子就看出来。正因为这样,有许多同志现在还有一种近视的倾向,他们不肯在科学研究方面拿出必要的力量,并且经常要求科学家给他们解决比较简单的技术应用和生产操作方面的问题。(《周恩来选集》下卷)     

  19563 

  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小组,以中国科学院各学部为基础,集中全国600多位科学家,历时半年,编制出《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从13个领域提出57项重要任务。其中以科学院作为“主要负责单位”的有8项,以科学院作为“联合负责单位”的有15项,两项合并占总项数的40.4%;另有科学院作为“主要协作单位”参加的有27项,三项合并占总项数的87.7%     

  19561029 

  陈毅、李富春、聂荣臻联名向中央送呈关于科学规划工作的报告和《十二年规划纲要(修正草案)》。《纲要》第五节专门阐述国家“科学研究工作的体制”,其中提出: 

  正确地建立我国科学研究工作的体制,使我国的科学技术力量能在统一的科学研究工作系统中,按照合理的分工合作的原则,有计划地协调地进行工作,是顺利完成国家的科学技术任务的重要条件。 

  我国的统一的科学研究工作系统,是由中国科学院、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高等学校和地方研究机构四个方面组成的。在这个系统中,科学院是学术领导核心,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是两支主要力量,地方研究机构则是不可缺少的助手。 

  因此,我们首先必须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用最大力量来加强中国科学院,使它成为领导全国提高科学水平,培养新生力量的火车头。”必须使科学院逐步形成为一支坚强的科学核心队伍,使它在科学的若干主要的部门内,真能担当起突破阵地、开拓新的科学领域的任务 

  在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系统中,科学院和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的任务是有区别的。科学院的研究所可以少受眼前生产上比较零星问题的束缚,可以把主力放在发展新的科学技术领域和基础科学的研究上,担负起探索新方向和寻找新道路的任务。科学院技术科学部的研究所应该注意发展重要的技术基础理论。这些基础理论是各产业部门共同需要的,有些还是带有边缘性的科学生长点。这些基础理论的发展和提高,可以促成很多方面的技术进步。 

  科学院与高等学校应该重视高级科学干部的培养工作,并不断为各产业部门输送新的高级科学干部。 

  1957年上半年 

  科学院与高教部因人员调动问题发生争执,毛泽东于316日指示: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之间的矛盾不要吵了,划个“三八线”,具体的“停战协定”由科学规划委员会开会讨论。 

  48日至13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召开科学体制问题座谈会。会上,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黄敬主张,中国科学院的大部分研究机构应交给产业部门和高等学校;高等教育部副部长黄松龄认为基础研究部分应交给高等学校。 

  科学院党组先后两次就此表明态度: 

  鉴于近代自然科学中,有一些综合性、前锋性的科学研究任务,必须靠专门从事这类专业的科学研究人才和集体工作的规模才能完成。因此,对业已建立的中国科学院必须继续加强,不能削弱。 

  高校必须在与教学工作相协调的条件下,进一步开展科研工作。高校进行科研的基础比较薄弱,高教部应有步骤有重点地推动和组织高校的科研工作。高教系统科研工作能否加强,不取决于科学院的存废和地位。倘若取消科学院,腾出600名高级研究人员,一千多万外汇,分散给227所高校,顶不了多大用处,对国家来说,反而取消了一个可以集中使用的力量;科学院与高教系统在科学工作上,要正确分工,密切合作,不要过分强调矛盾,忽视相辅相成的一面 

  产业部门的科研工作必须加强,做到能够把科研成果引用和推广到生产上去,科学研究机构应当有合理的地区配置。 

  科学规划委员会是负责全国科学研究规划、计划的制订,监督推行和协调;合理安排各系统科研人力,物力的分配使用的领导机构。在科学规划委员会领导下,可由有关部门的科学家和领导干部组成若干专业小组,就规划任务的实施协调等向委员会提出建议。 

  6月13日,聂荣臻副总理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指明: 

  在我国统一的科学研究体系中,“中国科学院是全国的学术领导和重点研究中心,中国有一个拥有必要的科学研究机构的国家科学院是完全正确的,合乎世界科学发展总趋势的。政府必须对中国科学院担负的重点任务给予积极支持”     

  195811月7日 

  院党组在总结半年多科学工作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后,认为“以任务带学科”的提法有所不足,用具体任务带不起来的某些基本理论和探索性的理论研究,要重视从学科角度加以安排。为此,中国科学院要抓紧三大重点任务:一抓尖端科学技术;二抓国民经济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三抓基本研究。后来把它简化为“抓尖端、重大与基本”,更简称为“三大抓”。翌年3月,中国科学院制定了《关于大力发展尖端科学研究三年规划和八年设想(草案)》,这是以原子能利用和喷气技术为纲,争取三年之内,基本实现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设想。围绕“两弹一星”(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提出了六个方面的研究任务:探空技术和喷气技术;原子能利用;无线电电子学(包括水声)和半导体技术;计算技术;新型元件、仪表及测试设备;特种材料和特种燃料。这些项目都是当时国家急需,后来都取得了重大进展。 

  196011 

  1960年,中国科学院主要承担国防尖端研究任务的单位共24个,约17000人,其中研究人员近2000人,技术人员700余人。为适应不断发展的国防尖端科研管理工作的需要,19607月成立新技术局,负责管理中国科学院有关国防尖端科研工作。19608月,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并停止供应设备、材料,给中国留下一批“半截子”工程,这使中国正在开展的尖端技术工程项目遇到困难。1125日,院党组安排研究任务时,提出“一保、二补、三探”的原则。一保,即积极配合保证五院(负责研制导弹)和二机部(负责研制原子弹)的设计、试制需要;二补,即科学院自提研究试制项目,作为国家第一位任务的补充;三探,是为下一步工作探路。     

  1961719 

  在三年“大跃进”中,正常的科研秩序受到严重破坏。其中包括许多研究工作被斥为“理论脱离实际”,成为“拔白旗”的对象。19616月,由国家科委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联署向中央上报《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简称《十四条》)。经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以中央文件下发。文件中的第三条为“正确贯彻执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其中写道: 

  “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途径是十分宽广的。在这方面要有全面、长远观点,不要作狭隘、近视的了解。除直接为近期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服务的研究工作应该大力发展外,间接的或在远期才能发生作用的研究工作也应该作出安排。研究课题,可以是从建设任务中提出来的,也可以是从各门学科发展中提出的。有一些探索性的课题,有一些学科的分支,即使目前看不出应用价值,如果有利于人们进一步深入认识客观世界,也不能忽视,也要有人来做工作。 

  “理论研究可以为生产技术的发展开辟道路,不但对于明天是必要的,而且在今天就很需要。为保证许多尖端技术真正过关,提高、发展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中的群众创造,都必须积极开展相应的理论研究。为了提高整个科学水平,基本理论的研究也必须加强。至于力量使用,则必须本着全面照顾,重点配备的原则来安排。 

  “各个系统的研究机构应该有合理的分工协作。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机构主要是研究基本的科学理论问题和解决经济建设、国防建设中综合性的关键性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主要是解决本部门生产建设中的科学技术问题,运用和发展新技术,以及进行必要的理论研究工作。在这种大体分工的基础上,各个研究机构的工作应当有所侧重,发挥特色,而又密切协作,相互配合。”    

  19641 

  院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总结和布置工作。会上讨论了《中国科学院工作条例(草案)》,这是一个着重于院部如何进行科技组织管理的条例,通称“三十六条”。它总结建院十四年的经验,为了避免科研工作在基础与应用、理论与实际之间的摇摆,规定了宏观调控院内各类研究任务的比例关系为:基础研究15—20%,应用基础研究35—45%,应用研究30—40%,推广研究5—10%。不过,在实际执行中,前两项合计约占30%,后两项合计约占70%     

  19561965年,国家最高领导层对科学院的功能定位是明确的。科学院多年积蓄的力量顺势而发,配合“两弹”攻关,开创人造卫星事业,落实“四大紧急措施”(指发展计算技术、半导体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技术的紧急措施方案),部署和组织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开展基础理论研究,充分发挥了“火车头”的作用,创造了“文革”前的十年辉煌,同时展现了作为国家特殊战略资源的实力。在此期间,并没有明确提出“办院方针”,但“三大抓”、“一保、二补、三探”以及安排各类研究任务的比例关系等,是在面向当时国家战略需求和追踪世界科技前沿的前提下,为安排本院科研任务而提出的指导原则,这些构成了“办院方针”的基本内涵,为后来制定办院方针提供了宝贵的积累。    

  三、持久批判“三脱离”与纠“左”治乱     

  十年辉煌之后是十年浩劫,在“文革”中被视为反革命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违背毛主席“理论结合实际”方针的“三脱离”,即指科学院以往的科研工作“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工农兵、脱离生产实际”,其正面表述见于19751月颁布的四届人大宪法第12条:“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中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文化教育、文学艺术、体育卫生、科学研究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条被略称为“两服务一结合”的方针,在写进宪法之前早已通过持久的大批判而成为公众话语。循此而不断翻新提出的流行性口号则有“三面向”、“开门办所”、“以工农兵为主力军,以工厂农村为主战场,以生产需要为主课题”等等。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科技工作纠“左”治乱而提出的“方针”性指示,多是针对于此,而且多是从科学院起步的。     

  197012 

  周恩来指示:“科学院要在广泛深入实际的基础上,把科学研究往高里提。搞点基础研究,把实践提到应有的理论高度。”     

  1972723 

  周恩来对周培源关于加强基础理论教学与研究的建议做出批示,即写信给郭沫若、刘西尧等,信中指出:把周培源来信和我的批件以及你们批注的意见,都退给你们好做根据,在国务院科教组和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 

  随后于911日,周恩来在给物理学家张文裕的信中写道: 

  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同科学实验结合起来    

  19758 

  按邓小平的指示,主持科学院整顿工作的胡耀邦负责组织起草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其中有如下表述: 

  “我们的方针是专业队伍同群众运动结合,使用、生产、科研结合,工人农民、干部、科技人员结合。……这种结合并不是要降低专业队伍的作用,而是要更好地发挥专业队伍在群众性科学实验运动中的骨干作用……决不能否定和取消实验室的研究工作。不能不加区别地要求任何科学研究工作都要实行‘以工厂、农村为基地’的三结合。不宜笼统地、绝对地、不加具体分析地提‘开门办科研’这样的口号。”     

  四、19811987:“办院方针”六载三迁     

  197788 

  邓小平在科教座谈会上指出: 

  “科学不是划分为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吗?生产部门也会有搞基础科学的,但要着重搞应用科学;科学院和大学可以多搞一些基础科学,但也要搞应用科学,特别是工科院校。”     

  19783 

  劫波过后有举国上下的科学热。此时,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机构已另立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国家科技体制方面,时称“五路大军”。面对新形势,部署新任务,方毅院长在19783月的“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 

  中国科学院应承担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和发展自然科学的新理论新技术,配合有关部门解决国民经济建设中综合性的重大的科学技术问题,要侧重基础、侧重提高。     

  1981129 

  科学院党组向党中央报送《关于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并向中央书记处汇报,从中国科学院作为“国家自然科学的最高学术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的地位出发,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办院方针”,其内容是“侧重基础、侧重提高,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党中央对“汇报提纲”表示同意,并认为所提出的办院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同年518日由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通过了《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其“总则”之下以第三条专述: 

  中国科学院的办院方针是:侧重基础、侧重提高,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中国科学院主要承担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包括基础和新技术等任务,也承担适当的发展研究,要在科学研究工作中,丰富和发展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或技术,协同有关部门,解决国家建设中重大的、综合性的科学技术问题。 

  周培源(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在有关章程制订工作的报告中,对办院方针做了如下说明: 

  “现在,全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五十年代初期,科研工作主要在中国科学院进行。二十多年来,高等院校、各部门、各地方、国防各系统的研究机构,已经形成了可观的力量。因此,从全国来说,就有一个中国科学院同各部门、各地方的分工合作问题。有必要把我院确定的‘侧重基础、侧重提高,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的方针写进章程,作为院属各研究机构选择课题、进行建设的依据。中国科学院要起自然科学的综合研究中心的作用,不是代替或重复各部门的科研工作,而是利用我院多学科的特点,发展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或技术,协同有关部门解决国家建设中重大的、综合性的科学技术问题。”     

  上述办院方针敲定之日,正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举步维艰之时。经济体制牵动着科技体制,当时的国务院负责人提出“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这是一个基本的战略方针。”此后正是以此方针来描画全国科技体制改革蓝图的。体制改革给科学院带来的变化,无疑是巨大而深刻的,没有改革,科学院就不可能面对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而迸发无尽的活力。然而,在“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唯一选择之下,“钱扔在水里不见冒泡”、“象牙塔里讨生活”之类的责难,“科学院是否有存在必要”的疑问,“解散科学院,基础研究归大学,应用研究归产业部门”、“另起炉灶,易地重建”之类的建议方案,不绝如缕,何曾停息过? 

  如何在不断深化改革的同时,又为国家的战略需求保住科学院多年来积蓄的高层次研究力量,几届院领导不得不探索一条向前而又迂回的路。     

  1983年底 

  中共中央书记处就科学院今后一个时期的方针和任务作出指示,要求“大力加强应用研究,积极而有选择地参加发展工作,继续重视基础研究”。三种类型的工作主次分明,实际上否定了“两侧重”     

  1987年初 

  《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年)出台,揭开了全面科技体制改革的序幕。在此框架之下,中国科学院对办院方针做了进一步的调整:即“全院的主要科技力量投入国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同时保持一支精干力量从事基础研究和高技术跟踪”。与此相应,1988年提出了“一院两种运行机制”(简称“一院两制”)的构想。其基本点是:对中国科学院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两种不同类型工作,根据其不同的特点和规律,采取不同的运行机制、管理体制和评价标准。    

  五、新办院方针的酝酿与提出     

  中国科学院在改革大潮中经受了洗礼,形成了相对稳定而又不断完善和协调配套的政策,为确定和实现九十年代科学院发展的战略目标,减少改革的盲目性,1991年初开始着手制定《中国科学院政策纲要》,于19921月颁发。《纲要》将办院方针修改为:“把主要力量动员和组织到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主战场,同时保持一支精干力量从事基础研究和高技术创新”。服务目标从一变为二,“高技术”则从“跟踪”到“创新”。这一修改,表明了“战略”意识的回归。      

  199410 

  江泽民总书记为纪念中国科学院建院45周年题词: 

  “努力把中国科学院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学研究基地,成为培养造就高级科技人才的基地和促进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基地。” 

  199556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明确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同年9月,在中共中央十四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了“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    

  199712 

  科学院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报送研究报告《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提出面对知识经济时代的机遇与挑战,中国应该着手建设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科技发展规律的国家创新体系;组织实施“知识创新工程”是国家建设创新体系的关键环节;《报告》建议在中国科学院开展“知识创新工程”一期工程的试点工作。     

  199824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对科学院的报告作出批示: 

  知识经济、创新意识对于我们二十一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东南亚的金融风波使传统产业的发展会有所减慢,但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则提供了机遇。科学院提出了一些设想,又有一支队伍,我认为可以支持他们搞些试点,先走一步。真正搞出我们自己的创新体系。”     

  199869 

  国务院总理、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朱鎔基主持召开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中国科学院《关于“知识创新工程”试点的汇报提纲》。科学院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承担的基本任务是: 

  形成和保持强大的国家知识创新能力;加速最新科技知识的传播;全面推进知识和技术转移;为国家宏观决策提供科技咨询;建设和保持一支具有国际水平的科技队伍;不断加强国家知识创新基地建设。     

  199910 

  江泽民为纪念中国科学院建院50周年的题词: 

  攀登科学技术高峰,为我国经济发展、国防建设和社会进步作出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创新贡献。     

  20021 

  根据中央领导人的近年批示和实施知识创新工程试点的实践,院领导认为有必要提出新时期的办院方针。它要保持一定的历史连续性,更要把握时代特点,与时俱进,反映我国实现第三步发展目标对科学技术新的需求和我院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战略定位。在中国科学院2002年度工作会议上,将新的办院方针明确表述为: 

  “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面向世界科学前沿,加强原始科学创新,加强关键技术创新与集成,攀登世界科技高峰,为我国经济建设、国家安全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不断做出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创新贡献。” 

  (《科学新闻》周刊2002年第2期)     

  制约办院方针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从外部说,如特定历史时期的国家目标(表述为国家目标、国家发展战略、基本路线或基本政策);党和国家领导层所持有的科学观以及对本院发挥特定功能的期待;在国家和社会体制结构中对本院应有地位与作用的认定等等。从内部说,院领导集体的战略眼光、政治智慧和决策能力,以及本院的既有实力与发展潜能,都是不可或缺的。 

  历史是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折射出来的“办院方针”历史轨迹中,可以看到科学院在战略定位上的变化,不管是它的模糊或迷失,还是它的清晰或强化,都不仅仅是科学院自己的事,科学院是国家的特殊战略资源,曾为共和国的历史写下过光辉的篇章。在新的历史时期中,科学院也将会在新的战略起点上为中华民族续写出新的辉煌。 

(本文原载于《科学新闻周刊》 2003年第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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