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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发展史上的一次大调整和大转折
——1983年中央和国务院对中国科学院的调查与办院方针和院领导体制的转变
文章来源:转自《院史资料与研究》 王扬宗 发布时间:2014-10-28 【字号:

  1983年,中央和国家机关机构改革工作小组和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先后派调查组到中国科学院进行调查。尤其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的调查,范围较广较深入,影响也较大。在这两次调查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确定了中国科学院新的办院方针,调整了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体制,改变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大会和学部委员的性质和职能,推动了中国科学院管理体制的改革。关于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调查的情况,曾全程参加了这次调查活动的原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体制组负责人杨培青先生今年发表的回忆文章已有详述[],极具参考价值。本文则结合两次调查的前后史实,参考我院有关资料和档案以及杨培青先生提供的这批资料,进一步对调查前后我院办院方针和领导体制的讨论与争议及调整的有关情况作一些梳理和介绍,以备读者参考。     

  一、调查中国科学院的背景和原因     

  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来到中国科学院调查的直接起因是筹备中国科学院第5次学部委员大会,而其源头则需要追溯到国务院主要领导对中国科学院办院方针的质疑以及1982年开始的中央和国家机关机构改革。 

  1、赵紫阳对办院方针的质疑与科学院的有关讨论 

  中国科学院建立后的前30年,随着国家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和政治形势而不断调整发展路线,并没有形成持续稳定的办院方针。“两侧重、两服务”办院方针在“文革”结束之后不久就提出来了。1978318,方毅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科学院作为全国自然科学研究的综合中心,主要任务是研究和发展自然科学的新理论新技术,配合有关部门解决国民经济建设中综合性的重大的科学技术问题,要侧重基础、侧重提高。”“两侧重”的提法由此引起重视[②]1979年院务扩大会议时正式作为办院方针明确提出即:“侧重基础、侧重提高,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希图为全院工作和政策定下基调,以利于全院发展。19811月中国科学院向中央呈送的《关于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和19815月通过的《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将这一方针正式载入,并被中共中央认为“完全正确”[③] 

  这一办院方针的内涵,1979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召开的院务扩大会议纪要中说:“在继续注重基础研究的同时,要充分发挥我院多学科、多兵种的特色,协同配合有关部门为国家解决重大的综合性的关键性的科学技术问题”[]19811月院党组《关于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中进一步说明其具体内容主要是:“一、科学院主要从事基础科学和若干技术科学领域的研究。按研究工作分类来讲,科学院主要承担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包括应用基础和新技术等)任务,也承担少量发展研究;在整个研究工作中,要认真加强基础性的工作,即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二、科学院在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方面,除参加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和创新的工作以外,主要是参与或承担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需要的重大的、综合性的科学技术任务,解决技术发展中的关键性、开拓性的问题”[]。这是符合中国科学院的地位、分工和国家战略需求的,得到了院内外科学家的广泛认同。 

  新的办院方针是与新的体制几乎是同步确立的《关于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明确了中国科学院的性质、定位和任务,提出改革以行政管理为主的现行体制,“变行政机关化的机构为学术领导机关”19815月,第4次学部委员大会在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和新的办院方针,选举了中国科学院主席团,进而由主席团推选出院长、副院长,确立了从行政领导为主转向以学术领导为主的新体制。这是中国科学院体制上的一次重大进步。这一新的体制是在认真总结我院前30年发展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充分吸收世界各国国家科学院等科研机构的体制和管理经验而制订的,意图在国家利益、学术自主和专家治理等方面求得平衡与协调,是一种体现了现代科研院所精神的体制。 

  然而新的办院方针确立不久,就遭到了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质疑。1981年12月25日,他写信给胡耀邦和邓小平同志认为:科技界(包括科学院系统)应该把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到技术开发和产品研究上来,而不是在基础方面花很多力量。而“文革”前科学院的方针是侧重应用,而不是侧重基础,但目前科学院的方针并不是这样定的。这个问题不解决,对科技为四化服务会有影响。1228,邓小平批示:“由有关部门进行讨论,拟出方案。”同日,胡耀邦批示:“李昌、嘉锡同志:建议你们把小平同志的批语、紫阳同志的建议和杨振宁先生的信印成一个科研方针讨论文件,发给一定范围内的科学家和我们党参加科研的领导同志阅读酝酿和讨论,然后由你们归总提出方案,必要时书记处再讨论一次。”中央领导的意见迅速传达到科学院,引起院领导的极大重视,迅速部署召开院工作讨论会讨论办院方针。 

  198226,胡耀邦总书记约见院党组书记李昌同志,对科学院工作提出了五点要求。他指出:“现在最主要的是,要加强应用科学和技术的研究。紫阳同志主管经济工作,对这方面的要求很迫切,这也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要大声疾呼,年富力强的科学家和各方面的技术专家,要大力搞好应用科学和技术的研究,努力为经济建设服务。如果科学院在这方面不抓紧,搞不好,对四化建设贡献很少,成了四化建设的旁观者,那就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他又说:“科学院的办院方针不要就字面多争论了,主要是搞几条‘雅俗共赏’、使我们这些人可以看的懂、看的清楚明白的意见来。”[] 

  198222031,中国科学院召开院工作讨论会,组织学部委员和院所领导对办院方针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尽管大多数科学家并不认为有调整办院方针的必要,但科学院上上下下面临着空前的压力[]。这次会议上,科学院总结了一些重要研究所历年来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发展研究三大类的比例,不少人以事实说明基础研究在中国科学院和全国不是偏多了,而是偏少了。同时,鉴于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与会者对加强应用研究和开发工作也提出了不少具体建议。会上,还交流四位学部委员张光斗、吴仲华、罗沛霖、师昌绪联名的《实现四化必须大力发展工程科学技术》一文,提出了成立中国工程科学院的建议。他们提出工程科学院不设实体研究机构,但地位与中国科学院相同。虽然早在两年前张光斗等委员已向全国政协提出建议工程科学院的提案,但关于工程院的问题至此才在更广的范围内引起关注和讨论。 

  19828月,在全国科技奖励大会上,赵紫阳总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我国新时期科学技术事业的指导方针,即“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科技工作要面向经济建设”。至此,科学院的办院方针必须调整到与国家的科技发展方针的同一步调上来已是大势所趋,但这一调整并没有迅速落实 

  1982年12月21日,已调任中纪委工作的李昌同志写信给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并转胡耀邦、赵紫阳同志,建议中央书记处召开一次会议讨论和确定中国科学院的工作方针。 

  李昌在信中重点阐述了他对科学院工作的意见,亲自否定了在他主持科学院工作期间确定的办院方针,认为“两侧重、两服务”随着四化建设的发展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表述上也不完善。他说,这两年对于这一办院方针院内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认为科学院应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即以应用为主,同时重视基础研究;在主动配合有关部门解决国民经济建设的综合性的地区性的重大的科学技术问题时,进行基础性提高性的工作;要狠抓农业、能源、资源和环境等方面的重大课题,并在纵向的学部组织之外建立相应地横向的农业、能源等专门委员会,组织攻关和大力开展管理科学的研究和应用。另一种理解和实践是科学院以基础研究(基础科学和应用基础)为主,即侧重基础、侧重提高,而把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放在次要的地位。比如参与国家的长期、中期和五年计划中科技发展规划、计划的制定,研究国民经济中综合性的地区性的重大的科技课题,进行开发工作及技术服务等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前一种是李昌同志自己的主张,也是他在主持科学院工作时大力推动的;后一种是很多科学家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也为卢嘉锡院长等院领导认同。李昌认为,后一种认识在当前科学院的组织和工作中占了主要地位,不符合四化建设的要求和党的科技政策,因此“应该坚决地明确地加以改变”。12月25日,李昌将他的这封信通过严东生副院长转给科学院党组成员、主席团执行主席等院领导参考。 

  2、中国科学院的机构改革 

  1982年是中国的国家机关机构改革之年。113,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题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的讲话,中央国家机关机构改革工作随即开始进行。中国科学院按照中央的要求和部署成立了机构改革办公室,院党组副书记、秘书长郁文同志担任主任,开始酝酿机构改革方案。试行了一年的新体制如何进行调整和改革的问题,以及修改《试行章程》等问题逐渐浮现出来。 

  1982年3月,在院机关各部门酝酿机构改革的讨论过程中,院机关干部对院领导机构和学部的职能等问题提出了改革意见。 

  关于院领导机构,人们一致认为现在的院领导机构层次多,关系复杂(学部大会—主席团—院务会议—院长办公会议—秘书长办公会议;执行主席—院长,副院长—秘书长,副秘书长),一件事情几层讨论,多头请示,决定问题很困难。在改革方案中,提出了院长兼主席团主席,不另设执行主席的意见,并认为主席团职权应该缩小,主要讨论重大方针政策问题,以尽量发挥院长和院务会议的决策作用。多数人认为主席团可以撤销,把院务会议作为学部大会闭会期间的决策机构。但主席团是由院章确定的,是学部委员大会选举产生的,不能随意变更。需待学部委员大会召开时讨论解决。对于学部的任务和职责,改革方案提出了三种设想[] 

  1982315,院党组向中央书记处呈送的《关于中国科学院院部机构改革方案的报告》,就科学院主席团执行主席、正副院长、党组的构成和人选、院部机关的改革和精简等问题提出建议,并提出:“有的同志建议取消主席团或改变其性质。考虑到主席团的设置及其职能是院章所规定的,修改院章需经下届学部大会(明年)通过,故暂不讨论。” 

  19824月初,李昌同志退居二线(不久参加中共12大的筹备工作,并调任中纪委书记),郁文同志调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院党组改组,卢嘉锡院长担任院党组书记,胡克实副院长继续留任党组副书记,另外,副院长严东生也担任了党组副书记,党组成员由17人减到7人。顾以健为党组成员,代理秘书长。党组主要领导由科学家出任,院党政主要领导权都由科学家掌握,1981年院章确立的新领导体制至此基本完全确定。院党组改组后,卢嘉锡院长亲自领导院机构改革办公室。关于设不设主席团的问题,新的院党组仍提出“待明年召开学部委员大会时解决”[] 

  按照院章,院内的许多重大问题都需要科学院主席团决策,但1981年11月之后,主席团长期没有召开会议。李昌同志离任后,他向中组部提出辞去主席团执行主席,得到了口头同意,但增补执行主席等问题并没有很快解决。在上述1982年12月21日他写给胡启立并转胡耀邦、赵紫阳的信中,他还建议科学院院党组改为院党委为妥,以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和组织领导,党委书记和院长由两人分别担任,实行党、政(学术和行政)分开,以更好地实行民众集中制。 

  1981年以来,中国科学院的办院方针等问题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胡耀邦总书记、赵紫阳总理等同志多次表示过意见。随着机构改革中反映的领导体制和院领导人选等重大问题反映到中央层面,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和国家机关机构改革工作小组派调查组到中国科学院调查机构改革的情况。自1983年3月起,调查组先后就机构改革问题先后同院党组、学部和职能局的负责同志召开了几次座谈会;并根据中央几位领导同志的批示,就科学院的性质与任务、科研工作方针、领导体制、党组是否改为党委以及领导班子等几个重要问题,采取个别交谈方式,征求了院新老领导和一些科学家、老同志的看法。198386,中央和国家机关机构改革工作小组正式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呈送了《关于中国科学院机构改革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报告,就上述问题提出了建议。 

  3、第5次学部委员大会的筹备 

  按照《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学部委员大会每两年举行一次。1983年应当召开第5次学部委员大会。1983年2月10日,卢嘉锡同志主持院党组会议,研究了筹备第5次学部委员大会的问题。会议纪要这样写道: 

  会议认为:(一)争取按期召开学部委员大会。(二)学部委员大会可考虑改为最高学术决策机构,兼有工作机构和荣誉性质。从工作机构考虑,参加具体工作的学部委员总人数以不超过500为宜,可规定达到70岁的学部委员自动退出具体工作。院主席团不设为好,院长、副院长由学部委员大会直接选举产生。以上问题待分头征求学部委员意见后,可据以提出院章程修改草案。(三)今年的学部委员大会可暂考虑增补学部委员的方式方法,改选院长、副院长人选要尽早提出建议报告中央。(四)请卢嘉锡同志就召开第5次学部委员大会有关问题向方毅同志汇报请示后,再作具体安排。[⑩] 

  3月12日,院党组会议决定成立由卢嘉锡、吴仲华、顾以健、胡永畅、苏世生、罗伟、顾远程、李吉士等同志组成的第5次学部委员大会筹备组。 

  当年5月,卢嘉锡院长向方毅同志汇报了大会筹备事宜的一些初步考虑,大都得到了方毅同志的支持。198361,院党组会议决定于19838月下旬召开第5次学部委员大会,并安排起草大会的请示报告、修改院章和学部委员选举办法等文件。614,院党组会议讨论了请示报告的修改。71召开党组会议再就有关问题进行了专门研讨,基本确定了这次大会的议程和主要内容。 

  198374,中国科学院党组向胡耀邦、赵紫阳、方毅、宋任穷、胡乔木等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书记处呈送了关于召开第5次学部委员大会的请示报告[11]。报告所请示的问题如下: 

  1、关于增补学部委员的问题。建议70周岁以下的学部委员不再担任院和学部的领导职务,补选学部委员245名。为降低学部委员的平均年龄,这次补选的学部委员中,60周岁以下的应不少于二分之一,计划最近十年内不满70周岁的学部委员总人数不超过600名。 

  2、关于中国科学院主席团和院的领导体制问题。报告认为:“经过两年来的实践,我们感到主席团的设置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多了一个层次,而且主席团很难经常召集会议(已有18个月没有开会),讨论决定院内主要干部的任免,以及全院规划、年度计划、研究机构的设置、调整、撤销等重要事项,这就必然误事,院长也不能很好地行使职权。因此,有许多学部委员和干部都建议不再设主席团,实行院长负责制。” 

  3,关于院长、副院长的问题。报告建议将任期改为四年,连选可连任一次。拟定一正四副。 

  4,关于管理科学组的问题。鉴于管理学科难以建立学部,报告指出:“拟不设管理科学部,改为成立一个管理科学委员会。” 

  5,关于为港、澳、台科学家保留学部委员名额以及增设国外学部委员的问题。报告说:“最近小平同志在一次讲话中提出,为更好地团结外籍华裔学者为祖国建设事业出力,可设置‘国外学部委员’。我们完全同意这些意见,并将在这次拟订的学部委员增补办法中作出具体规定。同时,我们考虑,这次可先邀请若干名港澳台主要学术机构的科学家列席学部委员大会。” 

  以上是报告的主要内容,确实都是很重大的问题。关于建立院士制度的问题,由于担心这一问题讨论起来引起分歧难以做出决策,卢嘉锡院长和院党组决定在请示报告中不提。 

  77,在得到方毅同志的意见后,报告稍作修改后又呈送给国务院领导同志。在此前后,科学院某所职工向中央领导反映了该所科研工作花钱多而效益差的问题。国务院总理赵紫阳随即指示第一,由于该报告涉及到的问题较重大,先告诉科学院暂缓;第二,为了在书记处讨论一下先作一下调查,特别要听取一下胡乔木同志的意见;第三,经过中央书记处的胡启立、方毅以及胡乔木同志商量,决定以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赵东宛同志为首,组织一个调查组,先就有关问题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显然,国务院领导意图借此机会对中国科学院的有关问题加以系统的解决。此次调查的重要性于此可见一斑。     

  二、调查经过、相关报告的形成和中央的决策     

  19838月,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成立了由赵东宛同志牵头的调查小组,成员包括全国政协副秘书长陆平、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朱光亚、中组部顾问白治民、清华大学副校长张光斗、机械工业部总工程师陶亨咸、中国科学院代秘书长顾以健、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周光召、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郭树言同志。随即又成立了由12人组成的工作小组,包括科学院有关部门的苏世生、刘翔声、李吉士、白伟民、周成奎、贾宝莲、焦洪波、王遵伋,中组部郝锡良和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的韦振球、胡立生、曹锦焕、杨培青等同志。 

  这次调查以办院方针任务、领导体制、管理体制和学部委员的性质等四个问题为中心。从1983818829,调查组先后召开了以下几次座谈会: 

  818,召集院部机关学部、各职能局的部分管理干部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农业研究委员会副主任李松华、生物学部学术秘书吴志纯、技术条件局副局长王永乐、基建局局长岳致中、技术学部办公室主任李一平、计划局统计处袁义谷、外事局办公室副主任蒋桂林、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罗伟、地学部副主任孙玉科、数理学部副主任章综、计划局处长张云岗、管理科学组负责人汪敏熙、原计划局副局长邓裕民、能源委员会王庭若等14人。他们主要围绕办院方针、各类科研工作比例、院领导体制等问题发表了意见。章综等人指出科学院的基础研究还很薄弱,千万别再折腾了。张云岗建议实行院长负责制,院长与党组书记分开,撤销主席团,学部委员应是最高学术荣誉称号。 

  819,召开院内部分中、青年科学家座谈会,马骏如、周秀骥、陆启铿、唐稚松、管惟炎、刘静宜、刘树森、唐孝威、杨乐、张弥曼、王思敬等人参加。他们都是各所的中年骨干,有的担任所领导,有的人后来被选为学部委员或院士。他们中的一些人的看法比较尖锐。如管惟炎、唐稚松、杨乐、刘静宜等人都认为科学院太大了,应压缩科学院的规模。管认为一些研究所可以转到大学、产业部门或地方。杨乐认为科学院缩减到现有人员的十分之一就好了,他以数学所为例,现有190余人,50人的规模才比较理想。刘静宜认为在科学院吃大锅饭的日子比较好过,应当把开发工作转出去。 

  823,举行在京院内部分学部委员座谈会,马大猷、王绶琯、冯康、朱洪元、吴文俊、谈镐生、黄昆、彭桓武、王葆仁、郭慕孙、马世骏、邹承鲁、张致一、侯学煜、梁栋材、刘东生、黄秉维、王守武、吕保维、陈宗基、郑哲敏等21位著名科学家参加,他们大都担任着各所领导和各学部的领导或学部常委等职务。这些科学家对调查的几个问题都发表了重要意见。如冯康、黄昆都认为“两侧重、两服务”的办院方针没有问题。计算中心主任冯康尖锐地指出:“如只讲经济效益,科学院不必存在!”半导体所所长黄昆说:“现在还不是要求我国的基础研究有多高水平,更不是要得诺贝尔奖金,而是它现在太薄弱了。……我感觉国家领导人对我国基础研究的现状、水平估计过高了。”半导体所副所长王守武指出:“打好基础与促进国民经济不矛盾。我国的半导体工业上不去,只出样品,出不了产品,原因就在许多基本问题没弄清。”电子所所长吕保维指出:“科学院过去定的方针是正确的,不如此,与工业部门就没有区别,甚至不如工业部门,科学院就没必要了。”力学所副所长郑哲敏认为院内有些单位可以转到社会上去,“科学院要吃点泻药”。关于学部委员的性质,他们大都倾向于荣誉性,很多人认为学部委员相当于院士。 

  824,举行在京院外部分学部委员座谈会,邓稼先、庄逢甘、沈元、胡济民、冯新德、吴征铠、邢其毅、闵恩泽、陈冠荣、汪堃仁、徐冠仁、梁植权、关士聪、刘光鼎、程纯枢、毛鹤年、任新民、李文采、张维、陈芳允、罗沛霖、柯俊、高景德、雷天觉等24位著名专家参加,他们也是各自单位的主要领导,有的人还担任着学部常委等职务。他们中的许多人也认为“两侧重、两服务”的办院方针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有的人认为科学院规模过大,应适当缩小。他们还对学部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议,有的人建议科学院成立全院学术委员会。 

  829上午,党的工作部分干部座谈会,与会者有直属党委常委史梦幻、干部局副局长顾远程、科学报副主编刘声远、院纪检组副组长刘茹影、计算技术所书记范培义、半导体所书记李维学、系统所书记胡凡夫、化学所党委书记鲍奕珊、地理所党委副书记左大康、地球物理所党委书记张翼翼。他们主要对领导体制、机构改革等问题提出了建议和意见。如认为院党组不宜改为党委,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院长与院党组书记分开等。 

  此外,调查组还听取了院党组介绍情况,分析了五个研究所的研究工作状况,并听取了曾昭顺(沈阳林土所所长)、王战(沈阳林土所研究员)、席承藩(南京土壤所研究员)、李宗旸(南京分院)等几位当时在京的京外地区科学家和管理干部的意见。 

  92,调查组召开会议,赵东宛、朱光亚、张光斗、陶亨咸、周光召等同志参加,会议总结了前期调查的情况,就科学院的改革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随后,调查组又分别听取了中国科学院主席团部分成员和离休老干部的意见,同院党组的领导交换了看法。 

  这次调查是认真而严谨的,工作是深入而细致的。每次座谈会与会者的发言都分别择要整理出来了,最后还汇总印为《调查座谈会发言摘要》,以供参考。调查组的决策建议,包括领导体制的调整、学部定位和学部委员性质的变更等问题,都吸收了大家的意见。 

  927,调查组起草完成向中央书记处汇报的《中国科学院调查组工作汇报(提纲)》第一稿。103,修改出《中国科学院调查组工作汇报(要点)》一稿。 

  1019,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了调查组的汇报并进行了讨论。习仲勋、宋仁穷、方毅、胡乔木、邓力群、胡启立、陈野萍、白治民、赵东宛、郭树言、杨培青等同志参加。这次会上,主要是胡乔木同志发表了一些重要意见。他主张办院方针不要拿到学部委员大会上去讨论,取消学部委员大会的决策权,将学部委员改为荣誉称号。方毅同志表示科学院的问题应慎重,要照顾到历史。 

  1023,胡启立同志在中南海勤政殿听取了科技领导小组副组长郭树言同志的汇报,并就起草报告作了重要指示。 

  1025,方毅、胡乔木、胡启立同志召集卢嘉锡院长、院代秘书长顾以健、院顾问谷羽和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副组长郭树言等同志进一步商讨了第5次学部委员大会的有关问题。会议听取了郭树言就办院方针、学部委员大会性质和院主席团等问题的调查情况和分析意见。胡乔木同志进一步发表了意见,主张学部委员大会不要讨论修改章程问题、院长改为任命制。卢嘉锡院长、顾以健代秘书长也发表了看法,同意不讨论办院方针和修改院章。会议就召开第5次学部委员大会及其议程达成共识,决定第5次学部委员大会集中解决学部委员大会、主席团的性质地位与任务等问题。 

  在以上调查和讨论的基础上,115,调查组和院党组联名向中央书记处呈送了《关于召开中国科学院第5次学部委员大会的请示报告》。这个调查报告与中央和国家机关改革工作小组的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主张保留主席团,但在改变学部委员大会等问题上意见更具体更明确(参见表1)。117,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了赵东宛、卢嘉锡关于召开中国科学院第5次学部委员大会问题的说明,讨论并原则同意上述请示报告。院党组和调查组随即根据中央书记处会议的意见修改了《关于召开中国科学院第5次学部委员大会的请示报告》,于1117呈送了最后文本,并得到批准[12] 

  这次中央书记处会议还指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科学院工作,提高对工程科学的重视等问题,请赵东宛同志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拿出报告,另安排时间讨论。同月,调查组草拟了以调查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联名的《关于中国科学院几个问题的调查报告》。这一调查报告征求科学院党组领导的意见,经过多次修改,于1122定稿。报告对中国科学院的办院方针等重大问题提出了具体的调整和解决建议。 

  19831215,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了胡启立、赵东宛、顾卓新、卢嘉锡、严东生等同志关于中国科学院几个问题的说明和意见,讨论并原则上同意了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调查组的调查报告和中央和国家机关机构改革工作小组《关于中国科学院机构改革几个问题的意见》。至此,中国科学院的办院方针和领导体制等重大问题的调整方案终于出台,1981年确立的中国科学院新体制由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三、办院方针和领导体制的大调整     

  办院方针与领导体制的调整是中国科学院发展史上的大事,影响至为深远。因此,下面对有关问题再略作梳理。 

  1、调整办院方针 

  “两侧重、两服务”的办院方针是总结科学院多年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当时已经深入人心,要转变这一也被中央认可的办院方针,难度不小。 

  在科学院内部的讨论中,一开始认识很不一致,多数人认为办院方针不必调整。但是到了1982年底1983年初时,面临空前的压力,至少院领导层面已经逐步统一到中央的意见上来。19831月,卢嘉锡院长在院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指出:“耀邦、紫阳同志的几次重要报告和指示,明确提出了我国科技工作的指导思想、方针和政策,以及对科学院工作的要求,完全符合科学院的实际情况,应当成为我院今后工作的指导方针。”并指出:“我们要大力发展应用科学,重视基础科学;就三类研究工作来说,我们要着重发展与生产发展关系密切的应用研究和开发工作(即发展工作),加强有长远意义和起指导作用的基础研究;就各门各类科研工作来说,都应当按照学科特点尽可能地面向经济建设,为生产的发展服务。”他还指出:“从科学院的实际情况来说,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的主要人力、物力,总是放在有实用目的的应用研究和发展工作上,为国家建设的近期和中长期发展服务的。……我们要花很大的力气,更多地抓住具有重大科学意义和社会经济效益的课题,特别是综合性、关键性的科学技术课题,努力提高各类研究工作的质量和科技人员的水平,逐步形成若干能打硬仗的‘铁拳头’。对于那些科学上意义不大、创建不多的基础研究,以及与产业部门搞不必要的重复、‘撞车’的应用研究和发展工作,要下决心调整……”[13] 

  然而,对科学院的转变,中央仍不满意。两个调查组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调整中国科学院的办院方针。中央和国家机关机构改革工作小组调查组的报告指出: 

  我们认为,科学院原来提出的侧重基础、侧重提高的方针应当加以修订。科学院的科研工作,应当贯彻党和国家制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总方针,面向经济建设,着重加强应用研究,积极参加开发研究,同时以一定力量继续搞好基础理论研究。明确提出这样一个指导方针,是十分必要的。 

  (一)面向经济建设,就是要把解决国民经济建设中具有重大意义的综合性、关键性的科学技术课题,放在科学院科研工作的第一位。 

  (二)着重加强应用研究,就是科学院要把主要的人才、财力、物力用到这方面来。要很好地了解经济建设对科学技术的需要,选择课题,组织攻关。 

  (三)继续搞好基础研究,是科学院的一项重要任务。 

  对于这个问题,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调查组的认识与此基本一致,甚至表述上也很相近,显然参考了前一报告,但将应用研究摆到了更突出的地位。19839月初调查组在第一次调查汇报材料中就指出:“今后一个时期内,科学院一方面应当认真重视基础研究真正搞出水平。另一方面,要着重加强应用研究,为国民经济服务。……科学院除了要从事一定的高水平的基础研究外,主要应该面向经济,从事应用方面的研究,提高应用研究的水平,为国家的技术创新、技术开发储备知识和人才。”在一份材料上,还有几句可能是出自赵东宛同志手笔的概括性文字:“大力加强应用研究,适当发展开发研究,认真重视基础研究”[14]103形成的调查汇报提纲,则明确提出这就是新时期的办院方针,并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这份提纲指出: 

  我们认为科学院今后一个时期的任务应明确为:在面向国民经济的方针下,适当地部署好各类研究工作,即: 

  首先要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大力加强应用研究,针对建设中的综合的、重大的工程技术问题,长期普遍存在的技术难关和新兴技术的开拓,组织好攻关; 

  第二,要积极地、有选择地参加发展工作。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工业部门、国防部门、企业的委托;二是,自己有优势,不同其他部门重复的; 

  第三,要认真抓好基础研究。目前,限于财力和人才不足,只能保持稳定。 

  如上节所述,这一次办院方针的调整,院内外的很多著名科学家都不以为然。他们大都认为“两侧重、两服务”的办院方针是体现了科学院科研工作的特点,并没有错。多数学部委员的意见与19822月院工作讨论会上很多科学家的意见是一致的。然而,改变办院方针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既定方针,没有受到他们的影响。 

  本来,调查组是计划将这一方针提交给第5次学部大会进行讨论以求共识的。但在1025胡启立同志主持勤政殿会议讨论时,胡乔木同志提出:“方针问题不是非常适于在学部大会讨论的问题,而是应由党中央根据调查研究,征求科学院的意见,和各方面意见,确定就是了。学部大会讨论,没有什么约束力。”对此,卢嘉锡、顾以健等科学院领导也认为一讨论众说纷纭,效果不好。方毅同志也说:“方针问题,中央没有定,不是大会能定的。”至此,中央领导和科学院的领导就办院方针达成了一致,即按照中央决定办。 

  调查组提出科学院的办院方针应当是:“大力加强应用研究,积极地有选择地参加发展工作,认真重视基础研究。”这一表述更凝练、有力。呈送后,赵紫阳总理将最后一句改为“继续重视基础研究”[15]1215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方针和任务,应明确规定为:大力加强应用科学研究,积极而有选择地参加开发、发展工作,继续重视基础科学研究。中心是加强应用科学研究,这是关键所在。”新的办院方针由此最终定案,并在19841月召开的第5次学部委员大会上对外公布。 

  新的办院方针开启了中国科学院在1980年代改革的大幕,影响深远。事隔近30年之后,人们对这次办院方针的调整仍有不同的认识,以经济导向为主进行科学院的改革调整也是得失利弊互见。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还是一个有待认真研究的课题。 

  2、调整领导体制 

  1)取消学部委员大会与中国科学院主席团的决策权 

  在决定学部委员大会不讨论办院方针之后,正如胡乔木所称,筹备第5次学部大会亟需解决的只有一个问题,“即学部大会和主席团的地位问题”。 

  按照1981年施行的《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学部委员大会是中国科学院的最高决策机构,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是学部委员大会闭幕期间的决策机构。院长主持全院工作,组织实施学部委员大会和主席团的决议等。副院长协助院长,分工负责各项领导工作。由主席团任命中国科学院秘书长一人、副秘书长若干人,在院长、副院长领导下,负责行政、业务的经常管理工作。 

  这一新的体制在1981年制订之时,就出现了不同的意见。主要的问题是院长、副院长的任期过短仅两年,院领导层次较多等。1982年初,中国科学院按照中央的要求部署成立了机构改革办公室,开始酝酿机构改革方案时,领导体制的调整等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有关简况已见于上节所述。 

  实际上,科学院的最高权力机构一直是院党组。李昌以党组书记的身份兼任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执行主席,在形式上保证了党的领导与主席团的决策权是一致的。但在19824月李昌离开科学院、卢嘉锡院长接任院党组书记之后,没有及时增补主席团执行主席,原有的另外两位执行主席严济慈、吴仲华先生难以召集主席团会议行使决策权,院长与主席团的协调问题逐渐显露。新的院党组经过研究讨论,倾向于撤销主席团,以减少领导层次,提高工作效率,实行院长负责制。这一想法得到了方毅同志的支持。因此,被写进了198374院党组关于召开第5次学部委员大会的请示报告。 

  关于学部委员大会的职权,院党组198361会议讨论时,卢嘉锡院长说,学部委员大会“作为科学院的最高决策机构显然有困难,建议改为:院内最高学术决策机构,国家的最高评议咨询机构”。这个问题,国务院调查小组经过调查是基本同意的,并进一步建议弱化了学部委员大会和学部的职权。在103的汇报稿中,调查组提出“鉴于2/3的学部委员是院外的,很难对科学院的工作行使决策职能”,拟在修改院章时,将学部委员大会改为咨询性质;而“学部大会不是决策机构,其主席团当然也不再履行决策的职能”,因此调查组提出“不设主席团,实行院长负责制,院务委员会制也可以”。101925日,经过胡启立同志两次主持会商,决定保留主席团,但其职权更趋虚化。最后在115的《请示报告》和1122的《调查报告》中都对科学院的领导体制做出了相同的调整建议,如《调查报告》所称: 

  “应明确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大会及中国科学院主席团不再是科学院的决策机构,学部委员是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荣誉称号。学部委员大会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学术评议和咨询。中国科学院主席团的职能是,通过学部委员大会或其他形式,组织学部委员研究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的科学技术问题,积极参与这些问题决策的咨询,并对科学院的重大学术问题进行评议和指导等。” 

  (2)学部委员改为最高荣誉称号 

  与学部委员大会、主席团性质职能一同调整的还有学部委员称号的性质。1980年学部委员增选时,曾明确学部委员是一种工作称号,甚至曾提出学部委员不是终身制,有任期,以便把年富力强的优秀科学家选入学部委员之列,更好地实行学术领导。但1981年5月第4次学部委员大会上,很多学部委员不同意学部委员实行任期制,也不认同学部委员仅为工作称号,因此这些内容都没有载入院章。不过,鉴于1980年10月国务院已原则同意另行建立学术标准更高的、以荣誉性为主的院士制度,学部委员主要是一种工作称号,也是事实。 

  院士制度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同志的推动下进行的。方毅、李昌等科学院领导表示支持。随后由于光远、钱三强、武衡等同志主持起草了院士条例,并在一定范围内征求了学术界的意见。两院和国家科委联名于198087向国务院呈送了《关于建立院士制度的请示报告》,1021,万里同志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同意上述请示报告和两院院士条例草案,决定由两院修改后径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但在第4次学部大会期间,学部委员对拟议中的院士制度有不同看法,因此大会主席团于1981517召开会议决定将院士一章不列入试行章程,把建立院士制度一事搁置起来了。 

  1983年6月1日院党组讨论筹备第5次学部委员大会事宜时,卢嘉锡院长说:“乔木同志认为科学院应该搞院士,学部委员应搞院内的……我们不能建议取消学部委员制度,院士制只能从长计议。我向方毅作了汇报,方同意我们的意见,不提院士制,增补学部委员,不只是院内的。荣誉性为主,兼有工作职称性质。” 

  关于学部委员的性质,这次调查反映的意见也是大多赞同荣誉性为主。1983年10月19日,在胡启立召集的调查组汇报会上,胡乔木同志力主取消学部委员大会的决策权,将学部委员改为荣誉性称号。他说:“把学部大会搞成权力机构,自讨苦吃,自食其果,我本来就不赞成。学部委员只是个荣誉职称。院士的问题,你们说不成熟,我看现在的时机已成熟,文化革命以前的老学部委员可以搞成院士,再晚了不行。 

  胡乔木的想法,大抵是先将学部委员转为荣誉称号,再制订学部委员转为院士的办法。他反对将所有的学部委员转为院士,认为院士必须高标准。但在科学院方面对建立院士制度不积极的情况下,他极力主张将学部委员改为荣誉称号,也是向院士制迈进了一步。然而令他始料未及的是,中国科学院从主席团执行主席,到绝大多数学部委员,都主张将全体学部委员转为院士。而当调查组的两份报告都提出“学部委员是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荣誉称号”之后,学部委员实际上就成了没有院士称号的院士。尽管称号的落实由于胡乔木的反对没有迅速完成,但在1992年胡乔木去世之后,1993年中国工程院成立之际,国务院终于批准全体学部委员全部改称院士,学部委员与院士的对接至此完成。 

  然而由此产生了院士人数规模较大、学术标准偏低的问题,成为近年来我国院士制度上的一个重大问题。回顾当初在这个问题上,院领导和很多学部委员,都没有认真考虑院士与学部委员的分别,而是从本位出发,或嫌矛盾麻烦,或为自身利益,现在看来是很遗憾的。 

  (3)实行院长负责制与院长、党组书记分设 

  学部委员大会、中国科学院主席团的决策权取消之后,院长拥有决策权,权力得到强化。中国科学院自此与国务院各部一样,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即院长负责制。然而与此同时,中央在调查基础上决定,院长与院党组书记由不同的人分别担任,实际上又削弱了院长的决策权。 

  中国科学院自建院到“文革”前,院长与院党的最高领导是分设的,党组书记(1965年8月改为党委书记,至1967年1月院党委被造反派夺权)是实际的当家人。虽然郭沫若院长在“文革”中和“文革”后不久挂名担任过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党组书记,但他实际上并不主持和领导院内党的工作。1979-1980年方毅同志兼任院长和院党组书记,但实际上也是由副院长、党组副书记李昌同志主持工作。1982年4月李昌同志离任之后,卢嘉锡院长兼任院党组书记,首次实现了院史上学术行政领导与党的领导的合一,院长才成为真正的一把手。 

  但对领导体制上的这一变化,院内的科学家和机关干部,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在1982年机构改革过程中,有些机关干部就提出了这一问题,认为院党组书记应从党政干部中遴选[16]。同年12月李昌同志建议院长与党组或党委书记分开,就是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干部的意见,而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建议。两个调查组来院调查期间,一些党的干部反映调查中反映科学家担任党的领导,政策水平不高,不如专职党干部。一个重要的事例就是,赵紫阳同志会见李政道时,曾向卢嘉锡院长讲,应用要加强,基础不能削弱。但卢院长没有将赵的意见在院领导层传达,“反而认为紫阳同志不理解基础研究的作用,情绪还很大”[17] 

  从调查组了解的情况看,科学家对专家治院顾虑也较多,不少专家和干部对科学家能否做好行政和党务工作持怀疑态度。关于院长的产生方式,也提出了国务院直接任命、学部委员直接选举、全院代表大会选举等等不同的建议。至于设党组还是改为党委,多数人支持设院党组,不改为党委制。中央和国家机关机构改革工作小组的调查范围较小,机关干部为主大多主张改为党委制,因此该调查组建议:“为了加强党对科学院工作的政治领导,加强党对科学院工作的政治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对干部的选拨、培养和管理,我们认为把院党组改为党委较为适宜。党委书记与院长分开配备,以有利于实行党政分工。” 

  最后,在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调查组和科学院党组名义于1983年11月5日呈送的《关于召开中国科学院第5次学部委员大会的请示报告》中建议:“中国科学院应仿照国务院各部委,实行院长负责制。院长人选由国务院总理提名后,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人大常委会决定。”在听取中央书记处的意见之后,11月17日定稿的《请示报告》则删去了“中国科学院应仿照国务院各部委,实行院长负责制”等语,将院长负责制作为中央书记处的意见直接写进会议纪要:“中国科学院实行院长负责制,院长人选由国务院总理提名,报请人大常委决定。 

  与此同时,尽管卢嘉锡等院领导对院长与院党组书记分设很有顾虑,但在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之后,胡启立同志还是决定院长和院党组书记分设,因此,当时科学院实际上实行的是院党组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中央虽曾一度考虑另调人担任院专职党组书记,但最后还是于1984年4月任命66岁的化学家、副院长兼院党组副书记严东生担任院党组书记。这也可视为一种妥协。此外,中央还接受了科学院党组的意见,在1984年稍晚些时候任命了一位专职的党组副书记,而该同志也在院内产生,后来这一办法也成了惯例。 

  从理顺领导体制上讲,院党组书记和院长分设与否都各有其理由,但分设很可能会妨害院长负责制的实施则是显而易见的。为了加强和贯彻党对科学院工作的领导,当时分设是大势所趋。从后来的做法看,分设却只是暂时的。从1987年开始,院长和党组书记又合二为一了。当然,中国科学院作为学术机构,与国务院各部一样实行行政一把手负责制,也是现代世界各国的科研机构少有的,其所重在于统一和效率,而与科学研究追求卓越所需要的多元平衡和民主自治的权力架构有较大的差别。 

  (4)学部的职能变化 

  学部委员大会、中国科学院主席团的决策权、选举权是学部作为一级权力机构的体现。但作为实体的学部,实质上是分学科群的院级学术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的混合体。由学部常委会履行全院学术领导的职能,由各学部办公室履行科研业务管理的职能。同时,学部不仅是中国科学院的学术评议机构,实质上也是国家的最高学术评议机构。 

  学部委员大会、中国科学院主席团和学部委员的性质改变之后,学部的职能也必然要发生变化。按照1981年通过的《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简则》,“学部是中国科学院的学术领导机构,也是国家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学术咨询机构”,学部的职能是: 

  1、对本学部范围内的院属研究机构实行学术领导和一定的科研管理:审议各研究机构的方向、任务和科研计划;评议研究所的工作;组织、协调、检查重要科研项目;组织重要的国内和国际性学术活动;评议或鉴定重要科研成果;评定研究员和相当于研究员的高级技术人员的职称;对人、财、物的分配方案和使用情况进行审议、检查和提出建议。 

  2、团结院内外有关科学家,通过各种学术活动,分析研究国际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交流研究工作情况,增进相互间的联系和合作;评议应予资助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本研究项目,推动本门学科的发展,促进人才的成长。 

  3、组织有关的科学家,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提出意见或建议。 

  4、向学部委员大会或主席团提出年度工作报告。 

  其中,第12两条为学术评议,第3条为咨询工作。其主要职能是学术评议和咨询,而以评议为主。由于相当多的学部委员不在科学院工作,如何落实他们对科学院及其所属机构进行学术评议和学术领导权,从第4次学部委员大会开始就存在着不同的意见。 

  “文革”后期,在原学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业务局,主要对院属机构的科研工作进行管理和领导。即一局主管生物学,二局主管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和力学,三局主管技术科学,四局主管化学,五局主管地学。1981年第4次学部委员大会之后,撤销以上各业务局,建立了物理学数学部、化学部、生物学部、地学部和技术科学部,由学部对所属研究机构进行学术领导。学部不仅具有学术领导职能,也具有一定的行政权力,与其他职能局并行。 

  1982年3月,院机关各部门酝酿机构改革的讨论过程中,对学部的职能等问题也提出了改革意见。对于学部的任务和职责,改革方案提出了三种设想:一是只管学术领导,不管行政领导,以大力加强学术领导;二是既管学术,又管行政,全面管理,相当一级领导;三,主要管学术,也参与事业计划指标的核定,管理院重点科研项目。而学部的多数人赞成第三种意见,认为完全不管人财物,很难实施学术领导[18] 

  两个调查组都建议改变学部委员大会和主席团的性质和职权,但对学部本身的评议和咨询工作涉及不多。因此,各学部在随后的两三年内依然保持着作为学术领导机构的职能。主要的变化是在1984年成立学部主席团秘书室,进行咨询评议的日常组织工作,而各学部常委会不再讨论所属各所的具体组织管理工作,而是在学部主任的领导下,由院内工作的专职学部副主任处理,定期向常委会汇报[19]。1985年7月,院部机构改革,但数理学部、化学部、生物学部、地学部的办事机构和第一、第二技术科学部的联合办事机构的职责大体上还是《试行章程》所规定的职能。 

  到1987年,学部的职能出现重大变化。19873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中国科学院五个学部的学位授予权,改归相关研究所。198773,院部机构大调整,撤销了数理学部、化学部、生物学部、地学部、两个技术科学部的办事机构,在它们和原科学基金局、科技合同局、新技术开发局的基础上,组建数理化学局、生物科学与技术局、资源环境科学局、技术科学与开发局,这四个局负责原学部办事机构的工作。仅保留主席团学术秘书室(室主任为副局级干部),由该室“组织学部委员和科学家对国家重大科学技术问题提供咨询”[20]。至此,学部的评议职能转归院部各局所有,学部的职能转变为以咨询为主。学部组织仅剩下学部主席团和主席团学术秘书室。而1984年第5次学部大会上当选的主席团执行主席从1984年到1988年仅召开过四次会议[21],各学部的咨询工作也很有限。加之学部委员在1981年以后增选工作长期停顿,到1988年,他们的平均年龄已达到73岁。学部很少活动,接近于名存实亡。 

  19903月,学部联合办公室在原主席团秘书室基础上成立,国务院批准了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关于增选学部委员的请示报告,1991年终于增选了210名学部委员,1992年召开了第六次学部委员大会,制订并通过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条例》(试行),确认了1984年以来的各项变化。至此,“我国的学部委员与世界其他国家的院士的地位和性质,完全一致了,只是称谓不同而已”[22]。从此,学部的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学部委员条例》确认,中国科学院学部是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学部的主要职能是“接受政府委托或根据学部委员的提议,对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计划和重大科学技术决策进行咨询;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提出研究报告;研究分析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及中国国情,对学科的发展战略和中长期目标提出建议,推动重大科技政策和措施的制定与实施。接受委托,对重要研究领域和研究机构的学术问题,进行评议或指导。选举新的学部委员。开展学术活动”等。由此,中国科学院学部与全院的学术领导工作,失去了组织上和制度上的联系,从而导致院院级学术评议组织的结构性缺失。 

  5)《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的失效 

  以上办院方针和领导体制的重大变化,并不是通过召开学部委员大会修改院章程实现的,而是由党中央、国务院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的决策,作为指令为中国科学院所接受执行。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院章已然失效。 

  19815月第4次学部委员大会通过并颁布的《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是中国科学院建院30多年来的第一个正式章程,也是中国科学院的根本规章,是中国科学院摆脱各种干扰、稳定发展的基础。这个章程具有权威性和指导性,中国科学院的工作都应在章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这是第4次学部委员大会的一项重要贡献。原来预期,通过一段实践,总结经验后,在下届大会时提出一个更完备的修改本[23],因此定名为“试行章程”。从筹备第5次学部委员大会一开始,院党组准备就主席团设置与否、70岁以上的学部委员退出具体工作、由学部委员直接选举院长副院长等重大问题,征求学部委员的意见,为修改章程做好准备。这时尚在院章范围内进行筹备。 

  但在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调查组奉命来调查有关问题后,院章实际上已经岌岌可危。不过,无论是调查组还是科学院的领导,都曾经准备把修改院章纳入第5次学部委员大会的议程。又是胡乔木同志,指出院章的修改很可能旷日持久,不宜在本次学部委员大会上全面讨论。卢嘉锡等院领导也表示赞同。最后胡启立同志提出了“由大会授权科学院院务会组织专门小组,提出修改方案”的办法。 

  遵照上述精神,在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调查组与中国科学院党组联名于1983115呈送的《请示报告》中,对于院章的处理曾提出如下建议: 

  一九八一年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通过的《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经过两年多的实践,发现还存在一些问题。在科学院党组过去所征求的意见中和调查组的调查过程中,学部委员和院内工作人员对该试行章程都认为,需要作适当的修改。但考虑到改革正在进行,目前对《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作全面修改的条件尚不成熟。因此,我们建议,由中国科学院院务会议组织专门班子对试行院章程进行修订,报国务院审定、人大常委会批准后颁布施行。 

  中央书记处117会议讨论后指出:“《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在大会后由科学院党组负责修改,内容力求简明扼要,其中有的问题需要国务院作出决定的,可以提出意见,请求国务院核定。” 

  然而,由于办院方针和领导体制是院章中的根本性内容,这些内容的根本性调整势必使院章的修改近似于重新拟定,因此修改难度很大。第5次学部委员大会上卢嘉锡院长承诺会后将“多方听取意见,认真调查研究,……由科学院院务会议负责组织专门班子,提出修改的初步意见”,但随着以新的办院方针为指导的院各项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深入,院章所应有的内容却却由于其改革的性质而越来越难以短期内确定下来,修改院章也就成了不急之务。从此,在长达20年的时间内,中国科学院又没有章程了。 

  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调查组还对中国科学院的科研管理体制提出了改革意见,建议及早进行,主要包括:(1对所属研究单位进行调整,适当收缩战线,把有的单位转到地方或产业部门。(2)改变按人头拨发事业费的经费管理办法。对基础研究课题,要逐步实行基金制;对发展工作项目,逐步实行项目合同制;对应用研究课题,视其课题性质,分别实行基金制或合同制。(3)对各类研究和发展工作实行分类管理。(4)扩大研究所的自主权。(5)促进人才流动,试行聘用制等。这些改革,随后成为科学院在80年代后期改革的重要内容,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作介绍了。     

  四、结  语     

  1983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中国科学院的调查,主要是针对调整办院方针而来的,即要求中国科学院把研究力量尽可能转移到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的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中去。中国科学院按照1981年确立的新体制和新章程,将这个问题拿到学部委员和机关干部中去讨论,结果回应的主要是不必修改的声音,致使办院方针的调整难以及时落实。从1982年初到1983年中,以卢嘉锡院长为首的院领导做了种种努力,却没有找到既为院内专家和干部接受又合乎中央要求的新表述[24]。这种情况促使上层领导下决心调整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体制。 

  在中国科学院的前30年科研工作中,各种各样的“任务”占了很大的比例,基础研究从来就不很突出,只略多于十分之一。纯粹的基础研究和理论性工作,经常会遭到“脱离实际”的指摘。应用研究和发展工作,常常也不是很有技术含量,尤以“大跃进”和“文革”开门办所期间问题更为突出,影响也很大。因此,“文革”过后,一旦提出“侧重基础、侧重提高”的工作方针,就受到了多数人的拥护,认为“两侧重”是中国科学院有别于我国科研队伍五路大军中的其他四支队伍的根本所在。 

  而赵紫阳等中央领导则强调科学院为经济建设服务,首先应当大力加强应用研究,积极从事技术开发工作,基础研究处于最后的位置[25]。经过调查、了解和沟通,新的办院方针吸收了科学院方面的意见,如增进了对于应用研究的内容和基础研究的内涵的理解。但并没有改变中央领导人对于中国科学院任务和作用的根本看法,即主要从促进生产力的作用看待科学院的[26],这是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必然结果,也是当时上至从党和国家领导人、下到各级科技管理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共同认识。虽然现在看来是过于功利主义,对我国的科技实力的估计也不够准确和全面,但在当时确实大势所趋,科学院只能接受。在对科学院的调查报告出炉后不久,全国的科研体制改革的调研工作就开始了。 

  正如杨培青先生回忆所称,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的这次调查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先声,而首当其冲的当然是中国科学院。办院方针的转变促使全院的科研方向和工作重点在80年代后期转向技术开发和应用研究等工作,这是中国科学院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 

  5次学部委员大会后,中央调整了科学院的领导班子,卢嘉锡、严东生分别担任院长和院党组书记,并任命周光召、孙鸿烈两位年富力强的科学家担任副院长和院党组成员,院领导班子开始走向年轻化。遵照中央指示精神,经过反复讨论研究,院党组于198411月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呈送了《关于改革问题的汇报提纲》,提出了“简政放权,切实扩大研究所的自主权”、“扩大所长负责制试点”、“鼓励研究所积极主动地承担生产部门和地方委托的任务,大力推广科研成果,积极开展科技咨询服务,完善和发展科研生产联合体等多种合作形式,大大加强研究所同地方、产业部门和企业的横向联系”、“加速人才流动”、科研经费分类管理和择优支持、积极发展新技术发面的公司等重要措施[27] 

  1985年,全院全面实行所长负责制,科研经费由拨款制改为基金制和合同制,一部分单位核减了经费,开始与深圳市合建深圳科技工业园,在基础研究方面,首批向国内外开放了几批研究所和实验室。在总结两、三年改革成果的基础上,1987年初,中国科学院进一步提出新的工作方针:“把全院主要科技力量动员和组织到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主战场上,促成科研与生产之间的良性循环,同时保持一支精干力量从事基础研究和高技术跟踪”[28]。这一方针延续了10年,对科学院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总的看来,在上一世纪80年代下半到9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在全国科技体制改革进程中起到了探路先锋的作用,但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与此同样影响深远的是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的变革。1981年确立的中国科学院新体制虽然还是“试行章程”,但却是院史上最接近现代科研院所制度的体制。由于深受20多年行政化领导的影响,加之当时的院领导班子年龄较高,专家治院的经验不足,从行政领导为主转向学术领导的体制的任务是艰巨的。正如卢嘉锡院长所称,他们那一届领导班子是过渡性质的,“试行章程”所确立的体制也是过渡性质的,需要经过一段实践后调整和完善。然而,最后还是政策指令大于制度的习惯性思维占了上风。为了更高的目的和利益,制度被弃置一旁。因此在这次转变中,这个新体制的很多精髓性的内容最终还是弃而不用了。这一次体制调整虽然也着眼解决于新体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但其主要目的在于促使中国科学院更好服从国家的意志,更好地贯彻党和国家的政策,使中国科学院为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建设服务,强调的是执行效率,而不够重视追求科学研究的卓越。 

  从长远的发展来看,1984年的学部的性质和定位的转变对我院体制建设及事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学部职能转变后,学部的大部分学术领导权转归院领导和在各学部办公室基础上成立的业务局所有。一方面,这一转变为我院在上一世纪八、九十年代实施“一院两种机制”奠定了体制基础,为发挥学部委员在国家科技事业的咨询作用创造了条件,并为学部委员制度向院士制度的转变开辟了道路;另一方面,学部的学术领导权力被取消后,如何充分发挥优秀科学家在我院体制中的作用,避免学术行政化与体制上的官本位等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日渐显露,值得人们重视。 

  最近一位长期在学部工作的老同志在回顾《试行章程》的确立与废止后写道: 

  1955年算起至今历时56年,一直追求要有一个适应中国科学院特点的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终于在1981年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上通过《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才得以实现,但是,它只实行了两年半,就中止了它的生命。这……是进步到退步的过程还是冒进到复归的过程?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历史的遗憾?这些只好留给后人予以评说了。[29] 

  当我们回顾了30年前的办院方针和领导体制的调整过程之后,深感这个问题是值得今日的科学院人深长思之的。     

  []杨培青口述,谢文雄、李树泉整理,“科技体制改革的先声——1983年参加中国科学院调查组回顾”,《百年潮》2012年第425-33页。
  [] 见《方毅文集》页166-167,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中国科学院年报,1981年》页1。关于这一办院方针的由来,请参见:李吉士,“两侧重、两服务”办院方针产生的前前后后,《中科档案》2011年第428-30页。李先生回忆,“两侧重”是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首先提出的。 
  []《中国科学院年报·1979》页14,中国科学院办公厅,1982.
  []《中国科学院年报·1981》页8,中国科学院办公厅,1982.
  []中国科学院工作讨论会材料之三,院档,1982-1-2.
  []关于这次讨论会的情况以及一些著名科学家对办院方针的看法,请参见:王丽娜,“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科学院的‘办院方针’之争”,《科学文化评论》2010年第6期页7-24.
  []《中国科学院机构改革简报》(5),1983315
  []《中国科学院机构改革简报》(7),198345 
  []中国科学院院部档案,案卷号:1983-1-11,页5.
  [11]中国科学院院部档案,案卷号:1984-2-74,页46-49.
  [12]中国科学院院部档案,案卷号:1984-2-74.
  [13]《中国科学院年报·198314-15页。 
  [14]调查组成员、清华大学张光斗教授回忆说:“在开第一次会议时,赵东宛同志传达领导的意见,为了国家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中国科学院今后的工作应以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为主。当时我感到这种意见不很正确,至少是不全面。……我和陶亨咸强调中科院应做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基础科学研究,因为基础研究是科学技术的基础,非常重要,国家必须十分重视。……如果中科院不做基础性研究,则基础性研究将落空。在会议上发生了争论,赵东宛同志坚持领导的意见,我和陶坚持我们的意见,周(光召)、朱(光亚)赞成我们的意见,4位领导干部不发言,国家科技领导小组的郭树言同志也同意我们的意见。……经过反复讨论,研究员们再三陈辞,赵东宛同志在会上作结论,中国科学院今后的工作有3条,一是主要做基础研究,二是加强应用基础研究,三是有选择地进行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把结论上报中央书记处,得到批准。……我在这次会议中起了一些作用。”,见张光斗《我的人生之路》(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页147.张教授的回忆有不准确之处,但有参考价值,录以备考。赵东宛的回忆录《回忆与思考》(中国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出版集团,2012)没有提及这次调查。 
  [15]与中央和国家机关机构改革工作小组提出的词句相似。 
  [16]《中国科学院机构改革情况简报》(5),1982315 
  [17]  参见本辑“中国科学院调查组工作汇报(要点)”。
  [18]《中国科学院机构改革简报》(5),1983315。中国科学院院部档案,案卷号:1983-2-14.
  [19]《中国科学院年报·1984》页30-31,中国科学院办公厅,1985.
  [20]《中国科学院年报·1987》页89,中国科学院办公厅,1988.
  [21]李吉士,《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和中国科学院主席团的诞生、活动与终止,《中科档案》2011年第6期页13-17.
  [22]关于制定和通过《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条例(试行)》的情况说明,见《中国科学院年报·1992》页212,中国科学院办公厅,1993.
  [23]《中国科学院年报·1981》页78,中国科学院办公厅,1982.
  [24]《卢嘉锡传》写作组,《卢嘉锡传》页160-162,北京:科学出版社,1995.
  [25]《卢嘉锡传》(页164)认为两个办院方针的实质是类似的,只是表述各有不同。这种说法恐不合乎事实。
  [26]见本辑“赵紫阳同志在中央书记处第103次会议上关于中国科学院几个问题的讲话”。 
  [27]院党组,关于进一步改革的汇报提纲,《中国科学院年报·1984》页2-5,中国科学院办公厅,1985.
  [28]院党组,关于中国科学院进一步改革的请示”,《中国科学院年报·1987》页3.
  [29]李吉士,《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和中国科学院主席团的诞生、活动与终止,《中科档案》2011年第6期页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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