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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与沈善炯院士交往的几件事
文章来源:隋淑光 发布时间:2015-11-27 【字号:

  【在谈话时,沈先生有时会像孩子一般爽朗地仰头大笑,但是通过多次接触,我感觉到沈先生是寂寞的,有时甚至是忧郁,是担忧。】

  2009年岁末,蒙熊卫民先生惠赠他的口述科学史新作《沈善炯自述》,从中熟悉了沈先生的生平:少年求学及初登科学殿堂、负笈海外、归国早期的科研经历、在政治运动中遭受冲击、长夜过后重返科研之路。我对沈先生艰难的治学经历和在“文革”中的苦难遭遇感触颇深,有不吐不快的感觉,遂援笔为文《鲜花、荆冠与舞者》,刊于《科学时报》(《中国科学报》)。

  文章刊出后不久,卫民在电话中提及沈先生很兴奋地和他联系,说是看到了一篇对书的评论文章,写得非常好,问他认不认识我。作为末学后辈,一直对沈先生怀有仰慕之忱,再加上对书中一些问题无从索解,遂在卫民的建议下拜访了沈先生。

  沈先生时年93岁,满头华发,在四月下旬的春日里依然穿着家居旧棉衣和棉鞋,已经不敏于行,走路时两只脚几乎拖在地面上,慢慢地挪动。他的目光平静温和,甚至有些忧郁,墙上所悬挂照片中那种威严、锐利、自信的眼神已不复存在,看起来已经是一个饱经沧桑的普通老人了。先生非常谦和,反复感谢我撰写书评,说是说出了他心里想说而又表达不出来的话,愿意把我当作一个忘年的小朋友,欢迎我随时来看他。此后不久,卫民约我参与“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中对沈先生的采集项目,于是我和沈先生有了更多接触,其中有几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第一次见面时,沈先生就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不是什么科学家,我的一生一事无成。”后来在做访谈时他又反复提及:你们还是不要访谈我,我不是什么科学家,我有自知之明。说这句话的时候往往还伴着深深的叹息。我仔细观察,觉得这不是沈先生在谦逊,而是他的真实想法。有一次,我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疑惑,向他问道:“沈先生,您一生成就斐然,为什么总说自己一事无成呢?”然而,先生的表现让我觉得问得孟浪了。

  当时沈先生胸口剧烈起伏,情绪异常激动,断断续续地说了这样的话:“你们把我看得太高了,我从来没考虑过自己是什么科学家……我是一个农村出生的孩子,到了加州理工学院,因为我的高中等于没有念……我的老师哈洛威士就尽量给我帮助,对我特别好,他希望我回去能为中国做点事情,他经常对我说,沈,你要注意啊,中国需要你。后来他知道了‘文革’中我的遭遇,非常惊奇,说你蛮好的到美国来念书的人,怎么被人家这么迫害,中国是个文明古国,怎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希望你的事情能够记在中国的历史上。到了2005年,我的老师去世,加州理工的很多老师都认为我会去送别老师,但是当时我夫人病重,我就没办法去。我一生真是运气啊,老师对我真是很好很好……当时我本来可以做更多工作,但是受到太多的干扰。”说到这里,沈先生的眼睛里已满含泪水,这是一个93岁老人情动于衷流下的泪水。

  2011年的春天,我去拜访沈先生,先生提起了与胡适先生的三次见面:

  在1947年,他在北京大学任助教时接到了加州理工学院的入学通知,但当时国民党政府忙于南迁,出国留学的事情无人负责,因此迟迟无法办理出国手续,沈善炯为此焦虑不已,于是他在一位教授的建议下求助校长胡适先生。胡适先生看了入学通知以后就答应由学校出面办理。此后不久,他果然接到了办理护照的通知,于是再访胡适先生表示谢意。在谈话时,胡适先生拿出一张已签名的支票对他说,此时向政府申请外汇已不可能,但他自己在银行里一直有一笔用来接济青年学生的私人存款,可从中拿出90美金给沈先生作为旅费,但是希望沈先生在拿到奖学金以后尽快把钱还回银行,供其他学生使用。

  在这次谈话过程中,胡适先生接到了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要来访的电话,但他并没有因此中断与时年30岁,尚默默无闻的沈善炯的谈话,而是在电话中说道:您不要来了,我现在有事,稍后会去看您。然后继续和沈善炯娓娓而谈。在沈善炯即将离校赴美前夕,胡适先生又在百忙中约谈沈善炯,他郑重又诚恳地说到,通过几次交往,发现沈善炯有几个要注意的地方:沈善炯曾经说过他在加州理工的老师哈洛威士即将获得诺贝尔奖,胡适先生认为在成为事实之前,这样说是不严谨的;沈善炯在表达自己的意见时经常会说某某人也是这样的想法,胡适先生认为这也是不妥当的,自己要说要做的事为什么要搬别人出来,他以此告诫沈善炯要独立思考。

  说到这里的时候,沈先生已经哽咽,他拭着眼泪,嘴唇颤抖,断断续续地说:“适之先生,适之先生……我一直没有忘记他的教诲……待人要不分贵贱,要做一个普通人,要独立思考。”这是我第二次看到这位老人的泪水。

  在谈话时,沈先生有时会像孩子一般爽朗地仰头大笑,但是通过多次接触,我感觉到沈先生是寂寞的,有时甚至是忧郁,是担忧。他自己也曾多次说过,我这个人有些忧虑。他当时记忆力已经减退了,有两次在我去拜访的时候,甚至记不起我是谁,还要我们一起回忆上次来干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才能慢慢想起我来。但有些东西他一直在固守。他写了一些回忆往事的文章,我们曾经多次提出要看看,他有时会说,我知道你们对我很好,下次我把文章给你们看看。但是到了下次先生又犹豫了,说你们还是不要看了,我这个人喜欢说真话,不讨人喜欢。

  2012年春天的一个上午,我接到了沈先生的电话,声音非常焦虑:“……你说过会经常来看我,说有什么事情可以找你,我现在有一件要紧的事,我已经考虑了一晚上了,没有办法,你好不好现在就到我这里来?”

  我急忙赶到沈先生家里,一见面,沈先生就焦虑地说:“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怎么会办这种事……我一晚上就在想,没有睡着,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又没有人可以问。”他指着地上一盆非常美丽的兰花说到,这是昨天来的两个人送我的,他们说是云南大学的。说着还拿出来两本写着“纪念西南联大75周年校庆”字样的邮票册给我看。

  先生说:“这也是昨天来人送的,他们说要搞校庆,我想这是蛮好的一件事。可是后来就不对了,他们拿出了一个盒子,里面装满了泥,让我把手印按在泥上,我当时不好拒绝,后来他们走了,我想这不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要我的手印做什么呢……我怎么会做这么一件事,我一晚上都在想,睡不着觉……你说他们拿走我手印做什么,要不要紧……”先生叹息连连。

  我深知这种焦虑背后的原因:先生在以往的苦难遭遇中,曾有被连续刑讯逼供,却坚决不肯在子虚乌有的材料上按手印的经历,这已经深深积淀在他的记忆深处,删除不得。在我尽力进行了解释以后,先生还是不放心,连连追问:“真的没事吗,真的没事吗?”最后他终于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这是95岁的沈先生让我感到心酸的一件事。

  很久没去拜访沈先生了,时时会想起沈先生在每次送别我时说的一句话:欢迎你经常来,来看看我。或许有更多的老人同样寂寞并怀有忧虑和恐惧?让我以《鲜花、荆冠与舞者》中的两段话作为文章的结尾,也作为祝愿吧:

  “本书不仅是他个人的经历,还可看作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众多海外归国学者经历的一个缩影,他们大都有着相同的际遇。窥此一斑甚至可洞见新中国科学发展的艰难步履。”

  “全书正文共计198页,而记述漫漫长夜(‘文革’中的遭遇)的篇幅就达53页,我相信这不是刻意为之,而是那种苦难经历的阴霾在一个近百岁老人心灵中的真实投射。从正当壮盛的47岁到鬓发斑斑的61岁,共计十四华年。纵然多难殷忧,纵然壮怀难折,纵然戴着荆冠舞出了一片虹霓,可这虹霓原本可以更绚烂、更多彩。时代、国家、社会的悲剧与个人的悲剧交织,让人扼腕叹息……祈愿科学的永远归科学,让科学家永远不要再戴着荆冠和镣铐而舞。”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 2015-11-13 第11版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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