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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介夫:难忘的八年
文章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9-04-10 【字号:

1957年2月初,我被调到石油研究所(现中科院大连化物所)担任党委书记、副所长,至1964年8月调离。近8年的工作,成为我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一段经历。当年的人和事,经常在我心中萦绕,成绩与失误,顺利与挫折,都与大连化物所里的人与事紧紧相联。

在去研究所之前,我干过几年记者,也做过一些县市的党政负责工作,算是有点文化和工作经验,但一进研究所,面对专业性极强的科技工作及众多的科研人员,我痛感“外行领导内行”的苦涩味。于是我把所里的每位同志都当成老师。张大煜和萧光琰都教过我催化剂的课,我还请楼南泉给我上化学课。我的网球也是萧光琰教的……在不断请教的过程中,我逐渐懂得了一点业务,也了解了所里的科研人员。徐晓同志曾非常善意地批评我:“不要老说自己是外行,不要把研究工作看得那么神秘。”但是,对工作没有发言权又身居领导岗位,只有过来人才深知其中的酸甜苦辣。

到职的第一件有争论的事是水煤气合成项目。该项目曾获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三等奖,2000元奖金怎么分配?是课题组的主要负责人、技术人员、值班员工平均分配呢,还是为了体现科学奖的意义,主要的研究人员可以多拿。由此引发出有趣的“打兔子理论”。甲说:“没有熟练的射击技术是打不着兔子的。”乙说:“我不告诉你哪里有兔子和兔子出没的规律,你技术再高明也打不着。”丙说:“负伤致死的兔子在那里,我不爬山涉水去捡,还是没有兔子。”这种半开玩笑的议论,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社会上的平均主义思想。这也是我日后工作中经常碰到的问题。

第二个难题是如何处理政治运动和科研工作的关系。在近8年的过程中,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都对研究人员和研究工作形成不同程度的冲击。处理好政治运动中的知识分子问题,政治运动和科研业务的关系问题,是对领导工作的考验。尽管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党组,在每次运动中都尽可能地减少对研究工作的干扰,制定适应中国科学院的政策界限,但实际工作中仍免不了受大形势的影响。越来越大的压力使我感到:研究所再抓不出右派,可能要牵连到我这个主要负责人。轻则思想右倾,重则你就是右派。周围好心的同志也向我暗示同样的顾虑。在那种不正常的气氛压力下,研究所后来终于出了几个“右派”,我深知这是个人得失的后果。为此我曾向有关同志道歉作过自我批评。这是我一生中做过的最违心的事。

2000年8月,我回大连,当年轻油室的龙鹏振来看我时说:“当年你曾在全所大会上说过,助研可以回家看书,但不要为老婆服务的话。在当时这可是石破天惊的话。”我是否说过这样的话,已记不清了,但要充分发扬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是我当时最主要的思想。为了减少对研究工作的干扰,我曾提出:行政处室和研究室的党政工作人员要参加业务学习,要树立为研究工作服务的观念,事务性工作,党政干部、包括研究室的专职党支部书记应多承担。

1962年7、8月间,石油研究所在青岛举行会议,决定将大连石油研究所改名为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这是在我工作期间研究业务中的一件大事。应该说这不是某一个人的创见,也不是某几个人利用职务作出的决定,而是工作发展的必然,是学术争鸣、发扬学术民主的产物。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满铁中央试验所”遗留的基础条件上,解放后,国家创建了石油研究所,这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天然气石油产量极低的情况下建立的。石油所在催化剂和色谱分析等方面的研究,为国家作出过重大贡献。随着国家的发展,石油所觉察到,对全所研究人员长远的学科领域导向不能缺席。特别是作为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既要出成果,又要出人才,不应仅仅局限于生产性很强的石油研究。研究人员经常议论,一个研究所,没有紧密结合生产建设急需的课题,研究人员干劲不大;如果没有长远的学科目标,研究的学科方向便不明晰。这个话题延伸到学术领域,往往表现为研究人员对研究课题的争论。当时所里科研民主气氛很好,我印象最深的是朱葆琳和卢佩章同志关于色谱研究的争论。他们从实验室争到回宿舍的路上,从白天争论到深夜。据说有一天晚上10点多,他俩还在宿舍窗外争论。以至于有人半开玩笑地跟我说,这影响了他们的休息。但他俩没有因争论而伤感情。

这个话题自然也是张大煜同志经常和我谈起的,我请教过朱葆琳、张存浩、萧光琰、郭和夫等人。

记得朱葆琳曾给我阐述科学和技术的问题。他说有些成果只能算是技术问题,而不是科学问题。这里不存在科学和技术谁高谁低的问题,都是重要的。为了说明研究成果的区别,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时任所长李熏同志曾半开玩笑地说:我的研究成果装在两个口袋里,如果是同行,懂得科研的人,我给他看一个口袋;如果是主管生产工作,关心当前经济建设的人,我给他看另一个口袋里的成果。我意识到这是基础研究、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问题,也是石油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改名字是定方向的大问题,除了在日常讨论中涉及外,学术委员会也多次论及。学委会的民主气氛在这个问题上有充分的体现。当时有两个代表性的人物:张存浩,人们戏称为“张冒进”;陶愉生,人们戏称为“陶保守”。(实际上张存浩也不是冒进,陶愉生也不是保守,只不过他俩的意见有分歧而已。)他俩在学委会的讨论中,经常发表针锋相对的意见,激烈地争论,友好的结束。

为了解决涉及研究所前途的、出成果出人才的大问题,1962年在青岛举行会议期间,应该说除了讨论学科方向外,还议论到人才培养问题。张大煜、朱葆琳同志在日常谈论中经常提到何国钟、丁景群、袁权等人,认为他们是一批有科学素质的青年。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实际上是作为重点培养对象对待的。青岛的会议为大化所的发展,起了打基础的作用。

大连化物所几十年来在出成果出人才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不是哪一件事、哪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全所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大连化物所的目标是向世界一流研究所迈进,我深信,在已有的工作基础上,继承良好的学术民主、学术争鸣的传统,保持党组织和科研人员的良好关系,坚持出成果,出人才的大方向,一定能够取得更辉煌的成就。

                              

作者简介:

白介夫(1921.01—2013.04.04),男,1957年3月起任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化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市第六、七届政协主席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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