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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鹏: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十六年后的创业转型
文章来源:中国科大校友总会 发布时间:2015-11-16 【字号:

         继李开复、张亚勤之后,微软亚洲研究院又一位建院元老——李世鹏博士,在48岁辞职创业,任职科通芯城及旗下硬蛋科技的首席技术官(CTO)。

  1999年5月,李世鹏(836校友)博士受张亚勤(78少校友)力邀回国,与李开复博士、沈向洋博士等共同创建了微软亚洲研究院,开创了中国互联网业的尖端科学启蒙。他们一同把微软亚洲研究院打造成为微软海外最具影响力的科研机构。李世鹏博士自2012年起成为微软公司合伙人,同时是微软亚洲研究院资深领导团队成员,任首席研究员、副院长、及多媒体计算组主任研究员。

                      
                                                                         李世鹏参加校友餐桌 

  李世鹏博士于1988和1991分别获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电气工程学士学位(836)、硕士学位(886研)。他是中国科大历史上唯一的两次郭沫若奖学金的获得者(由于后中国科大将郭沫若奖仅限本科生申请,李博士因此开创中国科大校史上一项无法打破的记录)。 

                                                       

        1.站在放映着自己照片的大屏幕前,对着现场的300人,西装革履的李世鹏有点紧张。发言稿是事先写好的,但他时不时中断几秒,好像忘了词儿。金山CEO张宏江揶揄他“有点做作”,在张宏江这个前同事的心中,李世鹏该是穿着层层叠叠的套头休闲装和登山鞋,站在白板前与人彻夜争论。 

  此前,李世鹏是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在研究院工作十六年。11月3日,他正式加入科通芯城,成为其首席科学家。李世鹏是微软亚洲研究院创始团队中最后一位离开的科学家,也是目前已知的份量最重的加入智能硬件行业的顶尖科学家。对48岁的李世鹏而言,这是职业生涯的重大决定。   

  前来参加发布会的除了媒体,多数是他曾经的同事。他们扯着手、互相拍着肩膀的人,以名字而非“某总”相称。他们频频忆起在微软研究院的时光,就好像那是一个起点也是原乡。那是一家成立于1998年11月5日的机构,主要从事计算机基础研究,是微软公司在亚太地区设立的研究机构,也是微软在美国本土以外规模最大的一个。这家机构如今拥有250名研究和开发人员及300多名访问学者和实习生,但在它成立那天,全部员工只有6人。

                         

        2.1999年初,去国七年的李世鹏回到中国,参观了刚建成不久的微软中国研究院。当日的北京,四环还没有通;研究院所在的西格玛大厦是最好的办公楼,门外居然是菜地。计算机领域中国的科研水平很低,“国内领先就可以交差了,只在自己的圈子里沾沾自喜”,顶级的学术会议上,几乎没有中国人出现。 

  所以在1998年圣诞节,张亚勤告诉李世鹏自己决定回中国帮微软建立一个研究院时,李世鹏颇为惊讶,“我们刚转了一大圈,千辛万苦拿到绿卡,又要回去?” 

  那时李世鹏和张亚勤都供职于Sarnoff公司,张亚勤已经在业内颇有名气;李一年之内拿了公司两个奖,事业蒸蒸日上;美国式的成功都可以预见。 

  难道要在此时回国? 

  张亚勤说,你应该回中国看看,中国正在发生变化,是巨大的机会,人生中遇不上几次这样的机会。言下之意,不参与进去,你不会平静。 

  李世鹏看到了在中国做研究的不足,也看到了机会。当时的微软中国研究院求才若渴,不吝对他表达诚意:李开复带他去京城最好的馆子吃饭,又在白板上画出一道上扬曲线,“这是微软成立以来的股价曲线,每年都翻倍!世鹏你要来,工资都是零花钱!”  

  1999年5月,张宏江和李世鹏在成田机场相遇,乘同一班机抵达北京入职微软亚洲研究院。微软中国研究院像冲破寂静的黑马,在中国引起震荡,每周接到数千份简历,面试数百人。“国内IT产业中已经有许多聪明人,他们渴盼机会,研究院成立前三年就像1977年恢复高考时的盛况”, 李世鹏回忆道。

        3.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呆过的人,不管是三个月、半年抑或十余年,都感念于它提供的研究环境。 

  历任院长至今为人称道。李开复“温文尔雅,非常幽默,和他在一起总是笑声不断,他让你放松,觉得和他在一起没有压力,但实际上,他的压力是无形的”;张亚勤从不使用命令语气,“他是个绝对信任他人、绝对放手的人,他让你想去做、敢去做。” 

  它是宽松的。“做科研,你说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不用你操心”,徐迎庆说,“大方向围绕着公司战略,具体根据自己的兴趣做探索和创新。” 

  它也是激烈的。李世鹏平时温和良善,一进那间以“火药库”命名的会议室就变成另一个人,能和同事从下午争论到凌晨;徐迎庆对争论的渴望近似压迫,“你必须敢和导师在学术上吵架,你如果有不同意见而不发表,你就走。因为一个人的智力永远有限,看到问题不指出,就是对同事的不负责任。” 

  他们实则是将自己的学识对年轻的同事及实习生倾囊相授。徐迎庆的一位实习生论文被拒,跑到他办公室大哭,“你对我这么好,我对不起你”,徐迎庆说,“我们从不以一时一事论英雄。”李世鹏有个下属兴趣过于广泛,他就总是“泼冷水”。“鸡汤和打击都是不对的,要鼓励他们去探索那些难的、有可能失败的问题,告诉他,我相信你,你做得出来,只是需要时间。”他在微软十六年,培育出四位MIT TR35奖的获得者(世界上35岁以下的最有潜力的35位创新者)。  

  研究院此前办公十二年的西格玛大厦五层曾被戏称“全中国智商最高的地方”,在那里埋首的人简单、直接地处世,至于勾心斗角,“不需要”。聪明的人天生骄傲,“没本事的人才会想歪门邪道。不是我为了阻止别人而做什么事,而是我不服气,要做得更好。” 

  徐迎庆记得,他每天走进研究院办公室,就像看到一群奋力思考的大脑。尤其在重要学术会议或重大论文的投稿截止日之前,他们拼命赶工。研究院每次投稿十几篇,最初用国际快递,需要两天;后来将论文及相关录像带装进箱子由人飞机送过去,为的是再抢出多一天时间。如今是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的郭百宁曾担当过“人肉快递”,航班早上起飞,徐迎庆五点把只休息一两个小时的郭百宁从家里接到办公室,将论文装进箱子。沈向阳想绕过桌子给郭一个临行前的拥抱,那顶多三米的距离他走到一半,倒在地上睡了过去。郭百宁走后,徐迎庆趴在桌子上睡着了,醒来已经是下午四点。 

  “研究院的气氛就是这样:兄弟们都玩命往前冲,你不好意思不玩命。”徐迎庆说。  

  2001年11月,微软中国研究院更名为微软亚洲研究院,此后又衍生出微软亚洲工程院、互联网搜索技术中心等机构。迄今为止,已有超过300项从微软亚洲研究院诞生的创新技术转移到了微软产品中,包括Office、Windows、Bing、Visual Studio、Xbox Kinect、Windows Phone等。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MIT Technology Review)评论微软亚洲研究院为“世界上最火的计算机实验室”。微软总部雷德蒙的产品部门遇到问题,比尔盖茨会建议他们去问问“中国的那帮聪明人”,“那边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一段搏命时光结束,李开复会请大家抽雪茄庆祝,或者奔赴KTV放松,李开复善唱台湾流行曲,张亚勤什么歌都会,李世鹏自称“五音不全”,保留曲目是《红高粱》和《九月九的酒》,非到尽情时很少开口。那时你会看到一群有点无聊的男人:多数已婚,但家人都不在身边。他们戏称自己为“MBA”,Married But Available。如李世鹏,当年跟随太太去了美国,却因为微软亚洲研究院已与家人中美分隔十六年。 

  准单身汉们把时间都交给了研究院。“今天看一下中国乃至大中华区的学术界,在计算机领域顶尖的会议上出现的那些名字,你会发现其中很多很多曾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待过,也许是六个月的实习,也许是十余年的工作。微软亚洲研究院为中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计算机产业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无人媲美的贡献”,张宏江说。

                       

        4.李世鹏可能是微软亚洲研究院中向比尔·盖茨汇报最多的人。2001年初的微软内部技术节,他在总部讲解视频智能编码技术:根据网络带宽的状况自动调整编码参数,保证码流不断。他一天没吃上饭,正想歇会儿,有人走到他面前,说了声Hi,李世鹏觉得面熟,一时没想起他是谁,继续讲智能编码,三十秒后,他大叫一声,Bill!后者冲他点头微笑。 

  “听研究部门的汇报是Bill最开心的时候,他很敏锐,随时问各种问题”,李世鹏说,是说起知音的语气。他还记得自己穿一件黄色高领衫,外面套橘色短袖T恤,典型GEEK的打扮,胸前一行白色的字,“Get questions?”,背后是笃定的回答,“We get answers”。

  张宏江把研究者分成两类:一类是Genius,一类是Others,李世鹏是他见过的少有几位Genius之一。李擅长在一团乱麻似的僵局中找出几个关键点,稍作改变,以极少的成本解决问题。 

  在Sarnoff公司期间,李世鹏将摩托罗拉高清电视的内存成本降低到原本的四分之一;一个小组为LG做的音频解码器在杜比测试系统中连最低等级C级都没有达到,李世鹏改进后,通过了A级测试。其实他只改变了原解码程序的一个比特,加了一小块额外逻辑。 

  进入微软亚洲研究院后,李世鹏的研究集中在视频编码领域。1999年,李世鹏带领团队将他们的提案——也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提案第一次推进了MPEG国际标准,让中国在这个领域从此有了说话的权力;2000年,P2P刚刚兴起时,他将P2P技术运用于流媒体之中,被誉为“P2P流媒体之父”,之后多家P2P流媒体公司的创始人都曾是他的实习生。 

  七八年前,李世鹏注意到移动互联网即将成为未来所在。当时关于移动互联网的应用只有简单的地理定位,李世鹏开发出一套更为丰富的系统:根据位置和用户习惯来推测用户需要,推送信息,完成动作,诸如推送符合用户口味的餐厅,或一键购买用户喜欢的演出门票……这些技术完成于2008年,李世鹏和他的小组在微软内部推出了一款被命名为Easy Life的应用,但它没有被公开发布。 

  几年过去了,他看到自己未被发布的技术被一个个分散的小公司变成产品,以千万甚至亿为量级的人群每天都在使用。 

  大公司在发布产品前有许多考虑,据说微软曾经立下门槛:一款产品不到十亿美元的量级不能发布。但在“唯快不破”的年代,许多小公司以野蛮、自由的方式迅速做出产品,频繁迭代,占领市场。这是客观现实,但在大公司的门槛里,李世鹏还是心生疑问,“自己的价值在哪里?”  

  他的办公室里,170多块“专利石”堆在桌脚下,落满了灰尘。

                       

        5.四月,李世鹏和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同事一起去深圳考察,被深圳智能产业的发展状况震惊,“这么大的资源,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呢?”一个月后,他在机场与科通芯城及硬蛋董事长康敬伟相遇。康谈到自己正在做一个智能硬件平台——这正是李世鹏想要做的事情。 

  在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十六年,几乎每天李世鹏都会接到猎头电话,他都拒绝了,他在等一个真正的机会,这一次,它真的来了。六月的最后一天,李世鹏下定了跳槽的决心。 

  他在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十六年,正是中国IT产业飞速发展的阶段:20年前,中国在世界互联网产业份额中可以忽略不计,今天占到23%;15年前,世界互联网产业最大的15家公司没有一家在中国,今天有5家。 

  张宏江觉得,李世鹏选择了恰当的节点:创新创业已成为国家战略,互联网+、云和智能硬件是未来最重要的三件事,而智能硬件是互联网+的实现、云的落地的基点。  

  在这之前,曾参与创建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元老”们已经奔赴各处。2006年,李开复入职GOOGLE;2010年,张宏江加入金山;2011年,徐迎庆去了清华;2014年,张亚勤进入百度。 

  徐迎庆说,他去高校,是为了更扩张自己的兴趣、做更广泛的事情,“关心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关心国家重大事件中的应用”。 

  张宏江说,他去金山,是因为外面的世界更精彩,他要全身心拥抱互联网,里面的世界已经不能满足内心的追求。 

  离开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人,没有一人对它发出恶言。 

  “公司没有任何对不起你的地方,从研究院的阿姨到送水果的工人,都把你服务得很好,可是你心里有一种不平静,就像1998年我们在美国心里的那种不平静一样。”张宏江说,“这种不平静让你茶饭不想,你看到中国发生的一切,从沙尘暴到卡拉OK,从街边的烧烤到电视上的《爱你没商量》,你看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迅猛发展,IT产业迅猛发展,你内心激荡,觉得自己如果跟这些发展毫无关系,会非常非常失落。” 

  十六年轮回,“那时我们回来,显然不是为了追求舒服的生活,而是能够加入中国澎湃的浪潮,做一些有影响力的事情。这种渴望至今仍在,如果某个地方做不到,就跳出来。今天世鹏跳出微软、进入科通芯城,就像当初从美国跳回中国”——驱动他的还是那种不平静,那种在白板上创立一件全新之事的渴望。 

  “40岁之前,我每天都会问自己,今天做了什么?是不是白活了?后来也许是年龄增长、生活安稳,我不再问了。有天我突然觉得发慌:要这么继续下去吗?我需要再度Push自己,找到当年的感觉。”李世鹏说。 

  有个朋友劝他,要不要停薪留职,去外面试试,不行再回来?李世鹏谢绝了这个提议,“有后路就不会全情投入。我会失去很多,经济上、职务上、安稳程度上,但不破釜沉舟,做不出什么大事来。” 

  他理想中的平台是无界的:清除中间环节,对接大公司或研究机构的技术或专利到创新公司,对接创新公司的需要到研究机构,对接小公司甚至个体之间的需要,让小而轻的组织联系起来、自由协作,李世鹏也从为一家公司服务变成为成千上万家公司服务,他的技术优势、对专利认证的了解、培养年轻人的经验,都是他促进行业前行的武器。 

  “我从不认为微软亚洲研究院只提供我一份工作,它更像一所学校,予我许多给养。上了十六年学,我该毕业了”,李世鹏说。他出来了,发现曾经的同窗在更广阔的世界里相聚,和多个旧同事的合作已经展开,这些注定站在时代潮头的人,在各自离开微软之后依然是合作者与兄弟。 

  “机会来了,我也准备好了。这是一个新的起点”,李世鹏说。

    (李世鹏,曾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习,现任科通芯城及旗下硬蛋科技的首席技术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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