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沈善炯

江苏吴江人，微生物和分子遗传学家，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员。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生物系，1950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获博士学位。1950-1952在浙江大学医学院任教。早年从事抗生素和微生物生化的研究，1970年以来从事生物固氨研究，均有突出贡献；被授予陈嘉庚奖生命科学奖（1997）、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1999）等。

西南联大的高材生

沈善炯老师出生在秀丽的江南水乡江苏吴江。高中毕业时，适逢日军侵华，他几经折腾，于1937年8月考入金陵大学农业专修科。1937年12月南京沦陷，被迫流亡，1938年9月被分配到广西大学农学院借读；不到一年，广西大学改制国立，将农学院大部分教授撤换，他所敬重的并将他的学习兴趣引到植物学科的张肇骞教授（1900—1972年，植物学家。1939年至1941年任浙大生物系教授，中科院院士）决意去湄潭浙大任教，张教授考虑到沈对植物学的爱好和当时西南联合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故写了推荐信给西南联大生物系张景钺教授。景钺先生对曾是自己学生推荐来的学生沈善炯，很有好感，在推荐信上批道：“He ie earnest…”转给教务处。1939年9月，沈善炯转入西南联大生物系二年级，成为景钺教授的爱徒，于1942年7月以优异的学业成绩毕业。经景钺恩师安排，1942年至1944年，沈在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研究古瓶菌，他的第一篇论文被推荐发表于1944年《美国植物学》杂志，该文纠正了前人对古瓶菌的错误描述，使他在科学研究领域初露锋芒。1944年3月，他任华中大学生物系讲师、1945年7月任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组成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和南开分别返回原址，沈师便于1946年回北平任北大生物系研究助教。4年中，他先后在4所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从事科研和教学，使自己理论知识和实践相结合达到相当的深度。

加州理工大学深造

沈师在北大工作时，张景钺教授在中美学者交流计划资助下正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客座教授。他亲自拜访当时在斯坦福大学执教、即将去加州理工学院接替摩尔根任生物系主任的比德尔（1958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得主），推荐沈师为研究生随比德尔学习遗传学。1947年上半年，沈师收到加州的入学和奖学金通知时，北平的国民党当局正忙于南迁，向政府申请赴美的旅费外汇已无可能。就在这关乎出国成败的时刻，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之先生决定由他私人给沈师和另一位赴美学者每人90美元旅资，将来在奖学金中归还。沈师还讲到了他和胡适之先生交往的两个故事：就在这次胡先生和他谈话时，桌上电话铃响了，胡先生叫他不要回避，然后和对方通话说：“您不要来了，我现在有事，稍后我会去看您的。”胡先生挂电话后对沈说，“那是李宗仁来的电话，我没有空”。沈师听了感到惊讶：李宗仁当时任北平行辕主任，胡先生却不因为李是大官而中止和他这个小助教的交谈。胡先生待人不分贵贱的品格，使沈师难忘。另一个故事是沈师出国前，胡适之先生找他谈话。说，通过几次接触发现沈有几个值得注意的事。胡先生举例说，有一次谈到比德尔时，沈曾说比德尔即将获得诺贝尔奖，胡先生认为在没有事实根据前，这种说法不妥；他认为沈在谈吐中表达自己意见时，常说某某人也是这样的想法，这也是不妥当的。自己要说或做的事为什么要搬别人出来？寥寥数语，意味深长。沈师说：“胡适之先生给我短暂的身教和言教：凡事要独立思考，重视实践；要做个普通人，蔑视那些趋炎附势的风派人物。”

1947年末，沈师进入大师云集的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主修遗传学，副修有机化学。三年中，他主要研究链孢菌的甲硫氨酸合成和酪氨酸酶，发现链孢菌酪氨酸酶的形成受湿度和含硫化合物的抑制，为他的导师丰富了基因和酶的学说。1950年6月25日他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时，已过了当年的学年年度，故沈师算是1951年获得的博士学位。对在加州这一段人生的重要经历，沈师评述说：“在那国难深重的日子里，我辗转流亡，终于找到了科学之门。西南联大是培养我成为科学工作者的摇篮，而加州理工学院则把我送到了一个较高的台阶上，使我了解了科学研究的前沿（Frontier），这是我的机遇，时代的机遇。”

崇尚求是与浙大结缘

沈师回国后想到医学院教生化，然后有机会再回到第一志趣遗传学上去。对竺可桢先生，他仰慕已久，对浙大的求是精神亦早怀崇敬。当年张肇骞老师选择浙大，他记忆犹新。经谈家桢教授等介绍，沈师来到浙大医学院，于1951年至1952年初教了两班医学院学生和一班理学院药学系学生的生物化学课。沈师在浙大虽然只工作了两个多学期，且当时竺可桢校长已调往中科院，在浙大未能与他崇敬的竺公在教育和科研方面有当面切磋的机会，但他对竺公倡导和培育的求是学风有深切的体会。对在浙大的这段经历，沈师回忆说：“同学少年皆勤奋好学。他们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一般都能看英文参考书，在学习中遇到的问题也常毫不拘束地跑来问我或和我讨论。鉴于同学们的求学热忱，我希望多给他们介绍一些基础知识，因此我必须加倍自学，这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了教学相长的乐趣。那时我才34岁，置身于年轻学子之间，感到桃李芬芳，学友情深。”他在《我教学生，学生教我》的文章中写道：“年轻的学生往往能带来蓬勃的朝气，他们都聪明得很，会通过问题向你挑战，而且会迫使你掌握更多的知识。我记得上课时完全按照美国的方法，考试时发完卷子就走了，如果学生作弊，他会被人看不起，会失去朋友的。有一个女生在考完后找到我说：‘先生，我对不起你，我翻书了。’我为这种勇于承认错误的学生感到骄傲，对她说：“你有这个表现很好，我给你60分。”女生认错这件事已过去60年了，但沈老至今记忆犹新，并为浙大学生的真诚而感动。1952年院系调整，浙大医学院归并浙江医学院，经恩师张景钺推荐，沈师于1952年2月去上海中科院实验生物研究所工作。离开杭州时，几位学生为他送行，对他说“先生，我们分别了，但我们将一直记着您。”这句临别之言一直回荡在沈老的心里，特别是在以后困苦的日子里，给了他信心和力量，他时时想到不少青年爱戴他尊敬他。很重感情的沈老说：“我有道德学问高尚的恩师，他培养我入科学之门；我有愿意献身科学、报效国家的学生，他们鼓励我对科学执着追索，做个有用之人。夜来扪心自问，我真不愧此生。”

愉快的十三年

沈师到上海中科院生物所后，根据国家需要，迅即改行从事抗生素的研究，1952年起承担金霉素和链霉素生素一片空白，发达国家又实行禁运，所以自力更生发展抗生素生产是急迫的任务。沈师全身心地投入原本不熟悉的领域。他发现金霉素分解已糖时，戊糖循环的运转与金霉素的合成有关。根据实验推论，金霉素分子的芳香族环部分，来源于1,7—二磷酸景天糖，而磷酸盐抑制金霉素合成在于终止了戊糖循环，结果抑制1,7—二磷酸景天糖的合成。生产部门按照这个结果，采取限制磷酸盐浓度的发酵培养基，有效地提高了金霉素的生产效率。沈师带领科研人员探索到鸟氨酸循环的作用，说明链霉素合成受时态的控制。竺可桢在1955年2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与柯夫达同志，吴副院长、柳大纲及过兴先谈抗生素事。目前国内青霉素已能自制，可到1600单位，合乎国际标准，链霉素和金霉素则正在试验时期，后者已经过30加仑和53加仑的试验时期……对于汪猷、沈善炯的工作应表扬，并将成绩报告国务院。”（《竺可桢全集》，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0页）竺公文字素以叙事简练、准确和突出重点而闻名，上述日记的八句话，记载了汪猷和沈善炯为开拓中国抗生素所作的贡献。汪猷（1910-1997年）学长，杭州人。1922年至1926年在浙大前身的浙江甲种工业学校应用化学学科就学，1931年由金陵大学工业化学系毕业，1937年获德国慕尼黑大学博士学位，1984年当选法国科学院外籍院士，1955年当选中科院院士，任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名誉院长。沈善炯和比他年长7岁的汪猷学长配合十分默契，经过三年的钻研，在各相关单位和专家的密切配合下，中国抗生素研究进入投产的阶段，金霉素是其中较早投产的产品之一。1955年，在北京召开了抗生素国际会议。沈师因此获中科院成果奖。他所领导的抗生素研究组获中科院植物生理所集体一等奖。他从不计较个人专业发展的得失而诚心诚意地改行从事抗生素研究；从克服抗生素工业一片空白的困难，到研制出实用的抗生素产品，中国的生物制品和沈师的思想境界都产生了飞跃。1957年4月，沈善炯老师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沈师和他的学生不断开拓创新，在链霉素研究中发现酶复合物的生理功能，发现能使木糖转变为木糖酮的D—木糖异构酶。这一发现为日本三松公司利用，将葡萄糖转化为糖果而获得很大利润和专利，该公司专门派人来华致谢。1963年，他们发现大肠杆菌中的甲基乙二醛的合成酶，实验指出己糖可由3-磷酸二羧基丙酮经甲基乙二醛形成乳酸的支路进行代谢，磷酸盐对这个支路代谢起到调节的作用。英国专家在6年之后才有同样的发现报告。沈师回顾他的人生经历时认为：1951年至1964年，是他回到祖国后，在教学、科研和工作中精力充沛、思想活跃和成果不断、心情舒畅的时期，是愉快的13年。在这13年中，他在抗生素、金霉素研究方面取得突出的成就。1957年5月出席莫斯科第二次国际抗生素学术会议，应邀作金霉素生物合成的学术报告；1958年10月，作为访问科学家应邀前往苏联医学科学院生化研究所工作，1959年6月回国；1960年6月，中科院上海微生物研究所成立，他任副所长（无所长），具体负责代谢和遗传两个组的工作；1961年8月，赴莫斯科参加第五届国际生物化学会议；1962年初，参加广州全国科学大会，5月参与制定《1963——1972年科技发展规划》；1963年，在科研中发现己糖分解经甲基1,2—醛—乳酸的支路代谢途径，论文发表在1963年《中国科学》杂志。

遗传学在中国的复苏

十年浩劫，耽误了沈师人生中的黄金岁月。在总设计师主政、神州迎来科学的春天时，沈师已是花甲之年。在沈老重新获得科研自由之后，立即带领科研人员，以生物固氮遗传作为突破口，迎头赶上当代的遗传学研究步伐，并较短期内取得成果。沈师的实验表明：固氮基因在用作典型材料的固氮能力肺炎克氏杆菌染色体上是一簇排列，从而否定了遗传学界认为基因间有“静止区”存在的观点。据此撰写的论文《克氏肺炎杆菌固氮系统的遗传学分析》于1977年12月《中国科学》杂志上发表，这篇标志着中国遗传学在中国学术界复苏的文章，在国际同行中引起了热忱的反应。当代研究固氮基因的学术权威布里尔教授给予很高的评价；1978年6月在美国召开的国际固氮会议上，与会专家认为沈师的论文是1977年最优秀的论文之一。他应邀在大会上做学术报告；在加州摩尔根创立生物学50周年纪念会上做《基因?细胞和行为》的科学报告；1979年该项成果获中科院自然科学一等奖。经过短时期的调整，沈师恢复了科研竞技状态和青春的朝气。1980年，他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现称院士）、历任学部常委（1981—1994年）和学部主席团成员（1996—2000年）。他主持研究的固氮基因，经1982年中美科学院双边会议确认，已接近世界水平。1988年在多伦多举行的第16届国际遗传学会议上，沈善炯教授应邀作题为《根瘤菌在发育过程中结瘤和固氮基因的顺序性表达》的学术报告。国际生物学界欢呼，中国的遗传科学又回到世界科技强国之林。是年，沈善炯老师71岁。1988年，固氮基因的结构和调节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古稀之年的沈老，在自己一生钟爱的遗传科学领域，仍耕耘不辍，1998年，因在研究固氮基因的分子生物学上的贡献，获1997年度陈嘉庚生命科学奖；1999年获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沈院士研究固氮基因的成就为国际生物学界所公认，对推动和发展中国分子遗传学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上世纪80年代初期，沈院士带领学生开展大豆储藏蛋白基因的研究，为我国高等植物分子遗传学的研究开创了崭新的局面。沈院士坦荡大度，对科学后辈关怀爱护，对研究生的教育不遗余力，倾注深情。他主张研究单位应该和高等学校建立联系和协作关系。他主持上海交通大学建立分子遗传和生物技术研究室，后发展为生物科学和技术系，任交通大学荣誉教授。

沈院士十分重视对科学后辈的基础训练，严格要求实验室操作和纪律。他主张他的学生向其他科学家请教，不要只当一个人的学生。他经常介绍他所钦佩的国外科学家的学术成就和治学精神。他先后培养的50多名学生，大多成为作出贡献的科学领军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