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初夏，一部国产影片《我不是药神》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热议，引爆不少人的泪点，不仅因为是它改编自真实事件，更因为其触及了整个社会最关注的话题“药价太贵”“吃不起药”。

我国是制药大国，但远远不是制药强国！ 2018年6月12日，美国《医药经理人》杂志公布了2018年全球制药企业排名前50强（根据2016年处方药全球销售额），这50强企业包揽了全世界几乎所有应用最广泛的药物，如辉瑞的降血脂药立普妥（阿托伐他汀）等。全球制药50强，没有一家中国企业！

当今全球药品研发格局中，美国是遥遥领先的领跑者，日本、欧盟位于第二集团，中国在第三集团里踉踉跄跄地跟跑……

落后，是事实

明朝万历十八年（1590年），我国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完成了192万字的巨著《本草纲目》，但是直到1912年上海才建立了第一家民族制药厂——中华制药公司。1932年9月，“国立北平研究院药物研究所”创立（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的前身），这是国内第一个专业化的药物研究所，开启了中国现代药学研究的征程。

古罗马历史上第一个药物学家迪奥斯考莱兹(公元40～90年)编撰了西方第一部药学专著《药物学》。1498年，由佛罗伦萨学院出版的《佛罗伦萨处方集》被视为欧洲第一部法定药典。1820年，法国化学家佩雷蒂尔和卡文顿在巴塞罗那开设了制药厂生产从金鸡纳树皮中提取出来的奎宁，这个药厂成为现代制药工业的鼻祖。

19世纪以前的药物都是与中药相仿的传统药物，为本草阶段或药物学阶段。由于化学的进步，一些植物药的有效成分先后被成功提取，并实现药物的人工合成，形成了西药的特点。20世纪的药物发展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初至30年代，继续寻找天然药物的有效成分和化学合成药物兴起，最大的突破是化学疗法的创立和抗生素的发现。比如，英国人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的抗菌作用，德国人多马克发现磺胺药的抑菌作用。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化学合成药物和抗生素大量涌现，以及生化药物的兴起。比如，青霉素、链霉素、氯霉素、四环素、土霉素等抗生素陆续被应用，同时对生物体内的活性物质及其功能有了新的认识和了解。第三阶段是从20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末，药物品种“井喷”和基因工程药物兴起。医学、化学、生物学多学科渗透交叉，从整体直达分子水平研究药物在体内的调控过程，更多选择性高、药效强的药物快速发展。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药物研究和医药产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整体而言创新能力仍然十分薄弱，生产的药品中97%为仿制产品，自主创新的药物不足3%，在国际竞争中受制于人，情况严峻！

20世纪下半叶以来，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研究成果已成为科学舞台上最激动人心的成就之一。这些领域日新月异的发展，推动药物研究与医药产业进入了一个革命性变化的新时代，使新药研究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新的态势又为我国新药研究实现跨越发展、迎头赶上国际先进水平提供了可能。

追赶，是选择

在药物研究人员的眼里，药物只有两类：一类是仿制药，一类是创新药。

何谓仿制药？通俗地讲，仿制药就是原研药（也称专利药）在过了专利保护期后，由别人仿造的药品，其化学结构、药效与原研药几乎一致，但价格却便宜得多。创新药是世上从未有过的药物，科学家将它们创造出来提供临床使用，并推向市场。做仿制药，好比盖房子已经有了设计图纸，只需要按比例配好钢筋水泥，照图施工即可。做创新药不仅没有现成的图纸，连需要哪些材料都要研究琢磨，投入了几十年时间，花费几十亿钱财之后，结果可能是一无所获。因此要对创新药实施专利保护，保障研发企业的利益。

大力发展与应用仿制药，是全世界通行的做法。有数据显示，美国现在仿制药占处方量的88%，创新药（还在专利保护期的）占12%，但是从价值来讲，占处方量88%的仿制药为650亿美元，而占处方量12%的创新药为3110亿美元。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创新药和仿制药有着不同的作用、不同的价值。中国也是仿制药大国。很多年来，我国的化学药物基本上都是仿制国外研究成功的品种。2017年，中国仿制药市场规模达到5000亿元，占据中国制药企业营业收入的大头。

创新的原研药研发难，是公认的事实。中科院上海药物所蒋华良所长慨叹说，做药实际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非常熬人！要筛选几万个化合物，才能找到一个候选化合物，再要优化的话又要合成几百个到几千个化合物，10个新药进入临床研究，也就1个新药能成功，成功率大概是10%。抗肿瘤药物研发成功率最低，只有5%左右。

20世纪末，中美知识产权谈判达成协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进一步承担了保护知识产权的责任，我们不再能够无偿仿制国外的新药。我国医药产业的发展面临空前的挑战，加强自主创新成为当务之急。

上海药物所、著名药物化学家嵇汝运先生多次撰文呼吁，切实加快我国新药研究进程，创制具有自主产权的新药才是根本出路。“文革”结束后嵇先生招收了“量子药物化学”和“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的方法与策略及其在药物研究中的应用”博士研究生，倡议成立量子化学课题组，组建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实验室，为我国创新药物研究特别是药物设计研究“排兵布阵”作出了前瞻性贡献。

自强，是未来

面对“药少”“药贵”的民众呼声，解决患者“用药难”的关键在哪里？有识之士提出，降低药品进口关税是“治标”，提高我国药品的研发能力，是降低药品费用、减轻对进口药品依赖的根本之策。

中国是医药大国，发展我国医药科技和产业，必须采取创新为本的基本战略，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落后的状况，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除了癌症，还有心血管疾病、老年痴呆（阿尔茨海默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非典型性肺炎、“埃博拉”、艾滋病、抑郁症等疾病严重地影响着人类生命的健康，迫切需要研究和开发针对性更强、疗效更好的新药。

国家已提出了医药创新“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吹响了创制新药的“集结号”：第一步，搭建我国医药科技创新体系框架，初步建立我国创新药物研究平台。第二步，针对新药研发的各个技术环节，建立技术平台，完善我国医药科技创新体系。第三步，全面进军国际医药主流市场，研发高技术含量的新药，使我国创新药物研究的综合实力和整体水平达到发达国家21世纪初的水平，在世界医药强国的行列中占有一席之地。“十三五”之后，一系列鼓励药品研发创新的政策相继落地，中国创新药研发迈出了坚定的步伐。

据陈凯先院士介绍，2008～2017年，“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已经立项2805项，中央财政支持155.03亿元，其中96个品种已获得新药证书，获批上市的创新药数量是实施前的5倍。

为了实现“出新药、快出新药”的梦想，上海药物研究所科研人员在努力拼搏，在夜以继日的奋战：

王逸平研究员25年如一日，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克罗病折磨，他办公室冰箱里常备着药品，每当疾病发作疼痛难忍时就自己注射止痛针，始终坚守在科研岗位上。历经13年不懈努力，他的团队研制开发了丹参多酚酸盐粉针剂，目前已在全国5000多家医院临床应用，累计销售额突破200亿元，1500多万患者受益。他常常跟学生们讲“新药研发，失败总是比成功多，要有始终坚持‘再战一个回合’的精神”。

经过21年的艰苦探索，上海药物研究所等单位联合研发的治疗阿尔茨海默症新药“甘露寡糖二酸（GV-971）”顺利完成临床3期试验，这是全球首个基于多靶点协同机制的抗阿尔茨海默症药物。

一辈子能做成一个新药，是很多新药研发者的梦想。从仿制到创新，从跟跑到并跑，我们与世界创新药物强国的差距，也许需要几代人的追赶才有可能弥补，只有奔跑才有活出尊严的希望。